清顺治“辛丑播迁”史考

泉港区方志办  郭民富 

2013.5.26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郑成功据守台湾，清廷抚剿无计，竟悍然诏令“迁界”。据史料记载：迁界北起辽东，南至广东，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住民一律限时迁搬。其时泉港呈半岛状，西北连山，三面环海，因此首当其冲。境内除西北涂岭内山小部分地区外，均属界外，全部划定为“军事禁区”，沦为废墟长达二十年。这一历史事件，史称“辛丑播迁”，也称“迁界”。

这场浩劫，惨绝人寰。江、浙、闽、粤沿海四省迁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氏族甚至一蹶不振；沿海无数村庄被沦为废墟，千百年所累积存留的文明成果造成彻底破坏。有诗为证：“觉罗无计退雄师，下诏迁居策亦卑。卅里田庐成赭土，哀鸿遍野叹流离。”（清·伍常《清初迁界》）

一、迁界

明末，清兵入关，一路南下。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权的唐王朱聿键被俘，郑芝龙降清。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弃文就武，立志反清复明，在故乡泉州南安的丰州孔庙前，《焚青衣告圣庙》云：“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之。”自此，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抗清战争，在以厦漳泉为中心的闽南沿海展开。拉锯战的结果是百姓遭殃，生灵涂炭。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年正月初七，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顺治皇帝）驾崩。随之年仅九岁的清圣祖康熙即位。二月，“清廷杀郑芝龙于燕”。三月，郑成功开始收复台湾。七月，苏纳海上《迁移疏》，康熙帝准其奏请。史载：“以郑藩之故诏令沿海居民悉迁内地，且严令民间寸板不许下海。”就是把沿海一带离海三十里居民全部迁入内地，然后把村庄一个一个地烧毁，坚壁清野，制造了沿海数十里的“无人区”，以逼使郑氏军事集团孤悬海外，切断其供给路径。

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郑成功及其手下中，泉籍人士居多，因此，泉州成为迁界焦点。据不完全统计，沿海四县被划为“弃土”的良田达547000亩，占福建省“弃土全部”的四分之一。其时泉港辖区除涂岭内山之外，余尽废墟，百姓“无屋可居，无田可种，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居外乡，……泪洒西郊，露冷迁民之骨，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相保”。

谱载：“……惠北（今泉港）一带，官定迁移界址是自九峰（今属界山镇鹅头村）南过天湖岩（今属南埔镇天湖村），历坝头山（今属前黄镇）直抵柳庄（今属惠安）。……榜限至十月二十日止，越期不迁，视为通贼，不日发兵剿洗。”

迁界令不啻于晴天霹雳，官兵如狼似虎，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十月二十日前，百姓仓皇辞家，尽数迁徙。官兵随即纵火焚毁庐室。《汾阳龙山谱》载：“迁海令下，初江浙，次闽粤，……令严禁切，甫数日，乡人遂弃乡离井，各求栖身之地，而祖宗八百年之基址室庐，俱复之焚毁中矣！”

百姓惊魂未定，灾难接踵而至。十一月十二日，总督李率泰自漳州定界返回，驻军涂岭，原定界涂岭以东的天湖岩、坝头山一带成了清兵驻扎的前沿阵地。于是，强令迁民重新再迁。新定界址是“自枫亭古大路直至柳庄”，“限令前界内居民在十一月十五日迁入新界”。从发布命令到十五日，仅“三日期限，仓促驱民”，结果，百姓寒冬腊月，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离中复加饥馑，越明年，益不聊生，于是或寄身空门，或托足营伍，或远糊口于延汀诸郡，或近谋食于兴泉二邦。”各姓氏族人星散，凄凄惨惨。

有必要提及的是，其时邻县仙游全境十四里，仅迁连江半里、枫亭东沙沿海一带。仙游与泉港地理相近，习俗相通，亲缘相结，文缘相融，因此，惠北迁民徙往投亲靠友，流寓其地，如，土坑刘氏“迁仙慈里之鹅岭，以叔世孙居此也。”（见清乾隆《涂山刘氏族谱》）。“居其居，田其田”者，不在少数。今泉港习俗较多沿袭仙游枫亭，与迁界时近20年寓居其地有关。

二、国殇

“辛丑播迁”时，由于台海军事对峙，清廷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对迁民漠不关心，安插无方，以致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宿露餐风，饥寒交迫，“作他山之鬼者十有八九”。

清朝统治者的刻意粉饰、雍乾时代屡兴的“文字狱”以及统治者藉编修《四库全书》对全国文献进行过滤清理，使得“截界迁民”这场惊天浩劫并不详载于国史地志。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是谎言无法掩盖的事实。迁界所制造的灾难，被各姓氏家族零散记录于家乘宗谱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史地志的不足。可惜的是，民间族谱竟也大多焚毁于二十世纪中叶的动荡之中。

2008年，笔者到南埔镇凤翔村下乡时，发现一方矗立的石碑。碑是普通条石竖立而成，上面依稀刻有两三行字，不易辨认，内容是悼念迁界时被清兵纵火烧死的700多亡灵。时隔300多年了，当地吴、陈等姓后裔，仍在每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九日，设宴在院前寨遗址处，祭祀在迁界劫难中屈死的魂灵。

“院前惨案”在国史地志里并无记载，故鲜为人知，甚至是每年参加祭奠立碑凭吊的当地村民，也未必知道祭祀缘由。万幸的是，这一事件记录于清康熙二十五年修纂的《前郭郭氏家谱》（2007年收编入《汾阳龙山谱》）中，谱载：“郭道占，娶陈氏，田头（即今泉港区南埔镇凤翔村田头）人，迁移时夫殁，避乱十都院前（今泉港区南埔镇凤翔村院前）寨。适大兵驱迁移人入界，寨内失火，焚死者七百余人，与子信仔俱死寨内”。清乾隆二十七年《涂山刘氏族谱》，也有“院前惨案”的惨痛记忆：“......回思院前火，去兄二侄，修一男，心伤目惨，当作何如痛！”。惠北土坑秀才刘修于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八月十五《祭父母及三兄文》中如泣如诉，令人掩卷。因为有至亲之人葬身火海，于是前郭郭氏、土坑刘氏不约而同地把“院前惨案”记入族谱。这方石碑与零星族谱记载共同记忆了这个历史事件，不但有文字记载，还有石碑实物，不但有焚毁日期，还有死亡人数，应该是“辛丑播迁”史学研究的重要物证之一。

天灾源自人祸，流离加以饥馑，凡迁移之民死满城市、道路。迁移后二年（1663年），官路以外，俱属界外，各处茅榛遍塞，皆为无人之地，成为虎狼出没之处。百姓流寓界内者，无地可耕，无粮可食，无可活命，虽出界令严，无奈之下，冒险私逃海滨，拾菜采捕度生，以致“多遭虎患”。《汾阳龙山谱》记：“郭缵，康熙元年六月廿一日，因迁移寓居樟柿铺涂岭，樵采度生，死于虎”；“郭郎，清康熙二年六月十五日时，因迁移，乘夜出界，死于虎”；“郭戴，清康熙三年正月十九日巳时，时迁移出界至东塘厝后，死于虎”；“郭朔子，年近冠，因迁移出界，死于虎”；“时本乡在界外，荆榛茅棘，虎狼盛也”。

迁民一边承受着荆榛茅棘中“虎狼”的威胁，一边遭受官兵甚于“虎狼”的屠戮，乱离之世，惶惶如丧家之犬，生命贱如草芥。同谱又载：“郭珍，清康熙二十年时，复迁移，寓居涂岭，出界采捕，回已近寓处，遇兵，死于兵，盖出界之禁严也”；有飘零无依的，如“郭泮英，幼即迁移，从母流寓他方，不知存殁”。

国乱，家破，人亡，迁民如赤子，“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凄怆，惨状难以尽述。同谱又载：“郭启，清辛丑年冬迁移，寓居北门外后坑。次年，与子勒仔、甥郑聘观，出吾乡采捕度生。勒仔并甥俱为大兵所获捉去。摄其后，至兴化、福州等处，寻之不见，遂削发为僧。于省城开元寺住时，妻亦已殁也。尚次子平仔迁移时才四岁，不得已托养于兵家。公为后断绝世事，不寻访，不知住处。”……生离死别之凄怆，白纸黑字，时隔三四百年，读来令人唏嘘，潸然泪下。

三、展复

自顺治十八年截界迁民之后，随着台海局势的变化，清廷曾一度调整政策，于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下诏“允许部分百姓迁回”。史称“展复”。

康熙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因“海澄稍平”，“朝廷悯念迁民，距海二十里者，许百姓之复其居”。于是部分移民奉旨展复，回归故土。展复界线划自“枫亭后榄抵鳌头乡（今界山镇鹅头村），南过龙田、古县及圆通院（三地今属前黄镇管辖）”。古六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绝大多数氏族的家园在距海二十里范围内，均未在展复之内，只好先迁回界限附近，暂时安身栖息。《汾阳龙山谱》记载
“孟殷公、封君公有祭田数十亩在芦朴洋等处，宗中各房亦有私田在其地”，“时方展界，吾乡犹在界外，族人筑土堡于竹溪铺坂石乡，……居之数年，人稍生聚”。前郭郭氏因先祖有祭田在芦朴（今涂岭镇芦朴村），遂举族在今涂岭镇汶阳村坂石筑土堡聚居，共度时艰。而更多族氏则依旧流落四方，不得而归。

康熙十六年（1677年），“海氛告警”，朝廷又下令内迁。苦难再次降临在这批展复才八年的无辜百姓身上，“限于十一月重新迁入界内”，一声令下，黎民百姓“复奉旨再迁”，土堡被毁，房屋被拆，田园废弃，人如惊弓之鸟，惨不忍睹。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靖海侯施琅将军率军收复台湾，“皇威远播，方外尽入版图”。二月，奉命总制福建的姚启圣（浙江绍兴人），下车之日，他目击迁民愁苦，首陈“复回”之疏，极其惨切。“天子可其奏，许民尽复故里。姚公遂布告中外，令迁民尽归故里。”

自顺治十八年被迫辞乡，到康熙二十年诏令“返乡”，整整20年，迁民们终于可以回归故里。中国人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照理说，这该是何等欢欣鼓舞的喜事呀！然而，二十年的无边劫难，亲人族裔离的离，散的散，死的死，病的病。稚子已届中年，乌丝已然白发，九死一生后的迁民，泪干了，心死了，即便尚有故园之恋，大部份迁民仍心有余悸，不敢归乡，毕竟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梅峰萧氏族谱》有一段文字记录了迁民的徘徊彷徨：“……老羸癃疾，咸愿须臾无死以观德化之成。奈落泊他乡，草衰鸟黄，每于松阴偶语，或云己酉展界，旋展旋迁，倘沿海未平，势必朝令夕改；或云糊口不敷，束手无策，即便皇恩浩荡，难以言旋；或云故乡荆棘，一旦于归，餐风露宿，必成疫病，且海外长幹，未必尽无虎狼蛇蝎，间或时有，即旧址颓垣难以住眷，山禽田鼠难以垦耕，弃界内而骤归界外，民且内外俱困，未获一生，先得数死矣。”迁民们如惊弓之鸟，疑虑重重。

赤子之心，故园之恋，却“踌躇却顾，未敢遽归”，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对当下生活的不舍，20年的折腾中好不容易立下锥足并置下家业，舍不得；二是对明日前景的悲观，亲人、家园已荡然无存，既无可居的房子，也无可耕种的田园，何以生计？迁不起；三是对昨日伤痛的不堪回首，政策朝令夕改，官吏如狼似虎，故乡已成伤心地，何必迁！

总督姚启圣面对这种情况，“再谕谆谆”，耐心教化，并向迁民表示“誓保安全”，同时采取措施安抚民心。如“革衙门之吏，宽追征之期，捐返间之金，散潢池之党”，回迁不设期限，并发动当地百姓捐资，帮助解决回迁的路费。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春，各乡里迁民中渐渐三五成群陆续返回。他们到达家乡后，搭草庐暂蔽风雨，锄荆草稍辟田土。“盖屋垦荒等具于数十里之外，日趋微行，夜藏茂草于茅，三事未就，犹仰口而索食界内。”他们早出晚归，在废墟中重建家园，但仍栖居于界内。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秋天，“台湾既平”，迁民才陆续相继而回，但“其贫远之不得回者，尚且过半”。更多遭受折腾的百姓，不知是心死，还是身死，再也没有回来。

不幸的是，姚启圣于同年十一月廿九日，“疽发背”，忽然卒于官署。巡抚吴兴祚（浙江绍兴人）又移镇两广。当年天逢大旱，瘟疫时发，而继任官吏横行霸道，“箕敛复民，鱼肉百姓，虐同倭寇”，“不体旨意，藉钱粮籍、通海籍隐漏，于追征之事，垦者征之，其抛荒而未起科及淹没而永不起科者并征之；于税额之事，渔盐者税之，非渔盐以及船料屋料而亦税之；于丈量之事，大坵者量之，其毫厘不及分并牛路田堘而亦量之。”（语见《梅峰萧氏族谱》）强令回迁后，百废待兴，积弊如故，迁民任其盘剥，惨上加惨。

四、往台

针对清朝强制推行的“迁界令”，退守台湾的郑成功迅速下令招抚沿海民众，于次年即永历十六年（1662年）正月下令“收沿海之残民，移之东土（即台湾），开辟草莱，相助耕种。”

泉港籍明朝遗臣王忠孝应时势之需，赋诗鼓动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桑梓百姓前往台湾谋生。其《东宁风土沃美急需开济诗勖同人》诗云：

巨手劈洪蒙，光华暖海东。

耕耘师后稷，弦诵尊姬公。

风俗凭徐化，语音以渐通。

年来喜丰稔，开济藉文翁。

据学者分析，沿海四省共有10余万（另有6万多、20多万等说法）流离百姓在这一迁界浩劫中，辗转迁往台湾。或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辛丑播迁”一方面残酷地制造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迁徙运动，给沿海四省百姓带来灭顶之灾，迁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九死一生，惨绝人寰。另一方面，凄风苦雨中，这些走投无路的沿海迁民或辗转迁往内陆，或驾起扁舟，漂洋过海到台湾、南洋海岛谋生。

而历史证明，这些“唐山人”在第二故乡，迸发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和开拓精神，他们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挥洒智慧和力量，把大陆先进的耕种技术和工具带与当地百姓共同开发和建设，流血流汗，开拓肇基。他们大力推广农耕，发展手工业，同时带去悠久灿烂的闽南习俗信仰、音乐、戏曲、建筑等，缔造了今日东南亚一带与中国大陆密不可分的“五缘”关系。

主要参考资料：

《汾阳龙山谱》（郭丁法主编）

《梅峰萧氏族谱》（萧湘波、萧茂发等主编）

《峰尾镇诚峰村刘氏姓氏资料》（刘宗湖提供）

清乾隆《涂山刘氏族谱》资料（刘捷祥、刘荣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