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海权思想探析

   ——郑成功论之一

张培忠

17世纪是世界地理大发现、贸易大发展、海权大碰撞的世纪，也是明末强敌环伺、内战频繁、群雄逐鹿的乱世。虽然早在有文字记录之前，太平洋上就已经出现为了寻找定居点、建立殖民地进行的航海活动，但只有从近古以来，资源相对匮乏的西方对文明富庶的东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探究的冲动，特别是马可·波罗于1293年从中国和印度返回欧洲后所讲述的富裕亚洲的迷人故事，更加刺激了欧洲人的东方想象。由欧洲人发动的，或者更恰切地说，由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络绎而来、跨洋过海的航行，使东西方文明一次又一次地交锋交汇，新大陆一块又一块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当然，航海不仅为了寻找新的大陆、新的知识，更是为了殖民和探索，为了宗教和利润。而在那些错综复杂的航线中，开辟前往东方国家的通道一直是最神秘、最诱人的因素。无论是达·伽马、哥伦布，还是巴伦支、麦哲伦，都迫切地渴望能找到通往东方的新的更短的航道，从而开辟新的商业机会和殖民范围。

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滨下武志的研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寻找、发现、战争、兼并、整合，到十七世纪初，全球贸易体系已全面建立，并形成了五个主要的经济圈，即东亚-东南亚交易圈、印度洋交易圈、阿拉伯海湾-地中海交易圈、地中海-西欧交易圈、俄罗斯-中亚交易圈。在这五个经济圈中，全球贸易的重心由西方向东方迁移，主要的欧洲殖民者纷纷在东亚地区抢滩登陆，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尼拉，荷兰人占领了巴达维亚，英国人占领了印度。从马六甲海峡到巽他海峡再到台湾海峡的环中国海的疆域上，这一个像沙漏一般的海域沿岸港口城市直接连接于欧洲、非洲、美洲的港口城市，成为全球海运贸易的十字路口。正如大城、马尼拉、釜山服务于暹罗、西班牙属吕宋岛以及高句丽的经济一样，巴达维亚、广州与长崎也扮演着爪哇、中国与日本大多数地区的门户。这些港口城市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势力——郑氏家族海外贸易网络的终点，也是西方最大的贸易势力——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网络节点。在这个全球贸易的热点区域中，巨额的白银从亚洲、欧洲、美洲流入中国用以交换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制品。白银成为连接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关系链。据学者王裕巽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到崇祯末年（1644）的77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另有历史学家梁方仲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如此巨大的商品流动和白银流动，吸引了全球最强悍的军事力量和商业力量在南中国海域集结，追逐利润，一较高下。郑芝龙、郑成功领导的海商集团善于把握机遇，占据有利地位，发挥战略优势，与明王朝以及荷兰、日本、葡萄牙等国既斗争又合作，终于在乱世中崛起，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郑芝龙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他的一切战略与行止都是以其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相比之下，年方22岁、羽翼尚未丰满的郑成功，却显露出一种雄才大略的气度。1646年这一年，郑成功有两次体现其海权战略思想的进言，一次是该年三月对隆武帝的条陈，也就是建议书，指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一次是该年八月对郑芝龙的劝谏：“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郑成功的这两次进言，其核心就是开发海利，富国强兵，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眼光。实际上，郑成功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开启了其坚持近16年的抗清斗争以及驱逐荷夷、开疆拓土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首先是通洋裕国，以商养战，建立海权。郑成功起兵前后得到的第一笔军饷，就是从家族海外贸易的资金中强夺而来的。据郑亦邹《伪郑逸事》记载，郑成功起兵之初，“招集数百人，方苦无资，人不为用。适有贾舶自日本来者，使询之，则二仆在焉。问有资几何？曰：近十万。成功命取佐军。仆曰：未得主母命，森舍安得擅用？成功怒曰：汝视我为主母何人，敢抗耶？立斩之。遂以其资招兵制械，从者日众。”这使郑成功深刻认识到经费对于军队建设与军事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为进一步解决部队军费开支问题，郑成功积极开展并不断扩大海外贸易活动，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垄断地位，根据贱买贵卖的商业原则，将内地的生丝、药材、瓷器等物资运往日本和东南亚这两个地方（也就是东西洋）进行贸易，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调查，“从一六四七年到一六六二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主要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比如一六五0年来港的七十艘中国船中，来自郑氏势力范围内的福州、漳州、安海的占五十九艘，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也就是说，郑成功派往日本贸易的商船约占中国商船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此计算，郑成功对日本贸易船数，平均每年约为四十艘左右。而前往东南亚一带贸易的，约在十六至二十艘之间，其中又有十艘继续航往日本，从事三角贸易。另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杨彦杰的计算，东西洋相加，郑成功海外贸易总额，每年约三百九十二至四百五十六万两银，平均四百二十四万两；每年海外贸易利润总额为二百三十四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当然，郑成功海外贸易获得的利润总额中，还要扣除缴纳他国关税、用于水手的“辛劳蔬粮银”、海上船只失事的损失等项开支。据测算，在鼎盛时期，郑成功军队约为十五万至十八万人，甚至更多些，按照当时每人每年约二十两的养兵标准计算，郑成功军队的开支，每年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两之间，其海外贸易收入约占郑成功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一笔收入应该是郑成功解决军费开支的最主要渠道，也是其军队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因此，郑成功在答复其父郑芝龙的劝降信时写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充分体现了郑成功通洋裕国、以商养战的战略思想。

其次是建立“五商”组织，突破清廷围剿，巩固海权。郑成功在与清朝的较量中，控制了“上自舟山，下至南澳”的东南沿海，建立了相对稳固的抗清根据地，这使清廷如坐针毡，在试图武力消灭和利诱议和均告失败后，乃实施经济封锁政策。1656年，清政府正式下令禁海；1661年又下令迁界，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五省滨海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三十至五十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企图以坚壁清野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来扼杀郑氏政权。为了突破封锁，转败为功，郑成功除了厚赂守口官兵，以取得货物外，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起“五商”这个秘密的商业组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使国内、国外贸易更风生水起地发展起来。郑氏“五商”之名，最早见于郑成功部将黄梧降清后的献策，《广阳杂记》卷三记黄梧叛变降清后条陈“平海策”指出：“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没收”。五商大约成立于1651年（永历五年），可分为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山路五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主要负责采购生丝、绸缎、绫罗等大陆货物并运销外洋，机构设在杭州；海路五商则为仁、义、礼、智、信五行，主要贩运东西两洋换回来的白银、杉桅、硝、磺、铜、铅、麻、木材等军需物资，机构设在厦门；分支机构则遍布沿海各省大城市及港口。海、陆五商的商务由户官郑泰担任总监督，而以六官监察其经营活动，设裕国库，主管是张恢；设利民库，主管是林义。这一机构到1653年，已成为郑成功最重要的商业形式之一，以及解决兵饷的重要途径。

再次是兴师驱荷，收复台湾，拓展海权。兴师驱荷，是中国近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决策，也是巩固和拓展中国海权的必然选择。在长江之役遭受严重失败，郑成功准备移师台湾时，在郑军内部和南明阵线，有明确反对的，也表示怀疑的，更多的则是一种情感上的抗拒，面对多数将领的畏难情绪和疑虑心态，郑成功当机立断，明确宣示：“台湾当数省要冲，为海道枢纽；沃野千里，民殷物阜。昔太师（郑芝龙）屯垦其地，余风迄今犹存。加之红夷虐民敛货，诛求无厌；本藩职司招讨，拯民有责。吾欲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招沿海民实之，以耕以战；进则将士无内顾、眷属免奔波，退则大海为天堑，军民安磐石。中兴之计，孰有逾此者！”郑成功这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淋漓尽致又深刻全面地道出了收复台湾的全部目的：一是南京大败，损兵折将，弹丸两岛，难抗清兵。现台湾地理位置重要，海道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着天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二是台湾曾是郑芝龙开辟和经营过的地方，建设寮寨，招恤土蕃，练兵积粮，如今子继父业，理固宜然，更有利于彼此的融合与发展。观察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政治上，郑成功与郑芝龙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而在经济上，则可谓是萧规曹随，继承发展。三是荷兰殖民者侵我土地，占我财产，害我人民，无恶不作，郑成功作为明朝招讨大将军，驱逐侵略者，救民于水火，收复我国土，正是职责所在，责所当为。四是台湾正是郑成功苦苦寻找抗清复台的“根本之地”，计划把沿海的百姓移居过来，既耕种，又屯兵，是安顿数十万大军和眷属的理想之所，进战退守，高枕无忧。五是作为抗清复明的中兴之计，没有比收复台湾更好的途径了。

有此数端，收复台湾，巩固海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郑成功光复台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台湾之战是东方古老文明对西方殖民主义第一次战略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阻止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步伐，维护了东方国家的主权独立。从政治上，它延续了明朝的正朔，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从文化上，它传播了中华的文明，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从海权战略上，台湾是中国海防的第一门户，是扼守巽他海峡到日本诸岛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郑成功东征驱荷，是中国人第一次从欧洲人手中收回殖民地，并经明郑的有效管治，彻底杜绝了荷兰、西班牙、倭寇等东西方列强再度染指台湾的可能，从而确保中国海权的安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复台湾对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彰显中国海权战略的大国地位，其重要性也就越发鲜明地突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