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

——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陈忠纯

摘要：“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也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此外，郑成功又因其在海峡两岸的特殊地位，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重。”

关键词：郑成功  民族主义  遗民忠义  民族英雄

郑成功一生功业卓著，生平颇富传奇色彩，这给后人对其思想的阐释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透过报刊文献这种近代的传播工具，则更能反映包括官方及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时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近年来，学界常见关于“郑成功”形象在两岸以及在海外诸如日本的传播的研究。但笔者注意到，近代以来国人（主要是官方与知识界）是如何塑造与传承“郑成功”形象及精神，则罕见有学者专门述及。[1]有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晚清民国报刊文献中包括传记在内的各种以郑成功为主题的论述，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国人是如何纪念郑成功的，探讨郑成功形象在半个世纪间的演变。

一、“英雄郑成功”：辛亥革命中的“郑成功”

晚清以前，郑成功传记并不多见，坊间流传的主要是郑亦邹《郑成功传》、黄宗羲《赐姓始末》、江日升《台湾外记》、杨英《先王实录》等，这是因为台湾明郑覆亡后，清廷企图消除郑成功的历史影响，使之成为禁区。但官方终究不能阻断民间对郑氏的爱戴与景仰，在海峡两岸民间中，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郑成功的传说，台湾地区的郑成功信仰更是绵延不断。台民私建“开山庙”，祭拜“开山王”。至今，台湾民众仍视之为“延平郡王”、“开台圣王”。晚清同治年间，时任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根据民间意愿，向清廷奏报为郑成功追谥建祠，以表彰其“忠义”。[2]官方对“郑成功”信仰的禁制至此松动。此间，民间传颂的郑成功代表的是“遗民忠义”的精神，到了日据时代的台湾，台民自然仍通过对郑氏的追思来寄托对祖国的情感，对抗日人官方对郑成功不同诠释。[3]

相较而言，晚清以后大陆人士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阐扬，则有更丰富的内涵。有论者认为，晚清以前民间对郑成功的崇拜，主要局限于其生前所活动的浙江、福建、台湾一带。[4]而郑成功所代表的精神，大体亦是传统的“遗民忠义”。甚至还有人视之为“草寇”，形象并不佳。[5]伴随着反清革命思潮兴起，郑成功的形象也发生“近代转型”，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反清英雄”。

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中，“排满”、“保种”的口号的实际号召力是最大的。如一度倾向激进的梁启超曾向康有为申言：“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6]而表彰“英雄”，则是激发“种姓”、发扬“国魂”的动力。《中华新报》就曾道：“急以英雄好模范，染我神圣学生军”。[7]许多明末清初的反清人物与事迹被革命者“复活”，不少文献被重新出版，各种人物传记层出不穷。在这些作品中郑成功与史可法作为反清英雄，尤被革命者所讴歌尊崇，可谓最受注目、传颂最广。[8]如当时刘师培（光汉）便观察到，“稍为能说几句排满革命的，都晓得说郑成功是个英雄”。[9]有论者指出，郑成功的形象由“负面”转为“正面”，与日本人对郑成功的崇拜有关系。[10]这一观点显然低估了晚清以前国人对郑成功的认知，但也说明国人对郑成功的重新评述有赖于外人的启发。《湖北学生界》转载日人《读郑成功传》一文后，评道：“吾国近日种族学说，实为日本学哲所提倡，录此可见一斑。而沈痛恳至，使亡国人不忍卒读。”[11]《民报》所刊《海国英雄记》一文的作者浴日生，自言也是因日人向其提起郑成功而起作文之念：“路人告余曰：‘知君之国有英雄郑成功其人欤？其母乃吾国士女也。’吾闻其语而益怆然悲也。”[12]

当时日本东京聚集一批有反清志向的青年留学生，其所出版的反清刊物《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都曾为郑成功立传。如陈匪石的《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1903年）、柳亚子（亚卢）的《郑成功传》[13]（《江苏》，1903年）和刘师培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中国白话报》，1904年）等。这些传记中又以陈匪石在《浙江潮》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一文流传最广。[14]除了传记，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还发表以郑成功为原型的传统戏剧本，即前所提及的《海国英雄记》，该文赞郑成功的英雄之举：“夫自壮烈殉国，鞑靼入关，其不愧皇帝子孙；泣血誓师，不共天日，与胡抗战，卒据台湾一片干净土，延明祀于二十余年稔者，其吾国英雄郑成功之力也。”[15]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革命者既须致力于反清革命，建立共和；也要探索强国之路，抗击外来侵略。这种情势，与郑成功所处时代有几分相似之处，因此，郑氏被反清革命者所推崇，不仅因其坚持反清，也与其抗击荷兰殖民者有关。就反清革命而言，郑成功坚持抗清，一度攻至南京城下，惜功败垂成。刘师培称郑成功为中国历史上“真排外的大英雄”。在他看来，郑氏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危难之时，能有所作为的英雄。相较而言，同是国家衰败时期的忠臣，北宋的张叔夜、南宋的文天祥等人只能够“尽节”，不能够“立功”。[16]其次，晚清革命者推崇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认为西方人正凭借此而称雄世界。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恰合其所求。柳亚子言惟有英雄能“排异种以殖新地”。而郑氏能使“欧权鼻祖之和兰（荷兰）逡巡让步”，也能使“满族余奴之汉种发奋争先”。[17]陈匪石则将郑成功视为“世界英雄之先导”，希望国人发扬其精神，以培养中国自己的“世界之英雄”。[18]总之，郑成功的事功近乎完美，堪称“吾民族第一伟人，其灿烂炫耀之历史，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以表白之”。[19]

革命者眼中的郑成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于明朝”、“移孝作忠”的“忠烈”。刘师培开列了郑氏的六个特色：第一，“保种的功业”。郑成功矢志抗清，独作“中流砥柱”；第二，“辟地的功业”。郑成功战胜荷兰人，是“汉族战胜白种”，且其辟地完全依自己的意思，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奇迹；第三，“没有奴隶的性质”。言其“行事独立自主，一点儿不受人干涉”，俨然有“群雄割据”的情形，故其起兵不是为“一姓”，而是为“同族”；第四，“实行家族的革命”。郑成功拒父降清，为民族舍弃家族，实乃“家族革命”；第五，“晓得内政”。郑成功不同以往军事将领，不只晓得用兵，也晓得内政，其将台湾一隅，开创成“海外新中国”；第六，“晓得外交”。郑成功主动联络日本，借兵抗清，晓得外交的用处。[20]这六个特色所涵盖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很明显是按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标准，重新塑造了郑氏，这恰反映了革命者将反清革命与追求共和“毕其功于一役”的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革命派的刊物，改良派梁启超主掌的《新民丛报》同样推崇郑成功为“大英雄”，刊布了一些郑氏的材料。1903年，该报刊载《大英雄郑成功之遗墨》一文，并称颂郑成功：“若明季之郑成功氏者，真我人种中以只手挽天柱、搘地维之一奇男子、大人物也。虽事之成不如其志，而当神州陆沈之后，犹得据海南一片土，又能驱除荷兰人种，为黄人胜白人之始，其所建立，亦已足表白于天下矣。”[21]而刘师培所列的几点，又恰与20世纪前后梁启超所提倡的近代思想革命主张如出一辙，如“个体自由”、“中国无史”等。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改良”与“革命”两派在近代民主思想方面，其实分享着不少新知。

    郑成功的传记感染了不少革命志士。有读过《传记》的读者赋诗曰：“海外造成新世界，中原难复旧山河。壮心未已身先死，惨绝胡茄可奈何。……民族销（消）沉大可哀，何堪祖国变蒿莱。至今海水声呜咽，可有英雄继起来。”[22]《江苏》也有《郑成功》诗篇，赞曰：“英雄惟有郑成功”。[23]还有人则曰：“两书谢绝说平生，为国为亲公理明。此即国民伦理学，令人一读气峥嵘。”[24]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对“郑成功”形象与精神的重塑，既是革命宣传的需要，也反映随着国人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对自身民族历史的重构。这一时期对包括郑成功在内诸多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影响深远，辛亥后更通过官方的大力宣传，进一步成为国人一般认知，最终融入了凝聚民族的共同记忆之中。

二、“民族英雄”：郑成功与抗日战争

1930年前后，日本加紧了侵华活动，国内民族危机严重，近似明末清初的形势。郑成功不畏强权，抗争到底的精神再度成为在国人着重倡扬的典型：“像郑成功这样威武不屈，抗战到底的精神，是现代中国每个青年应有的精神。有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一定可以复兴；同时我们也不怕任何的强盗，来侵略中国！这是我们现代青年应加警惕的。”[25]

与晚清时期不同的是，抗战时期官方对郑成功的宣传占了主要地位，有关郑成功的传说、故事出现于各种官方及民间的教科书、宣传刊物或读物中。国民政府及相关机构还组织编写郑成功、戚继光等抗敌英雄的故事作为“民训资料”，分发地方民训机构及地方政府，向国人传授。[26]郑成功被列为“十个民族英雄”、“十大忠烈”，或被视作“民族正气人物”、“民族魂”等，[27]在普通民众、学校学生乃至军队官兵中广为宣传。[28]

当时有不少人写作演绎郑成功的话剧，其中还包括儿童剧。[29]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位于“孤岛”的上海，连续演出了魏如晦所作，以南明与明郑为主题的“爱国史剧”《明末遗恨》与《海国英雄》，轰动了上海。[30]《良友》称赞郑成功是中国“最富有韧性的民族英雄”，其百折不饶的精神，“实有足多”。[31]

综合此时期有关郑成功的传记与报道所宣扬郑成功，大致依循了清末民初以来“民族英雄”的形象。不过，关于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在清末时曾被视为混血“优生”的明证：“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两文明相触，而新文明起，生理之学然哉，然哉。”[32]此时则被淡化处理，或称其外貌性情随父不随母。[33]郑成功幼年生活在日本一事，国人或语焉不详，或叙述郑芝龙如何将其从日本带回国，有种“解救”郑成功的意味。[34]

然而，由于郑芝龙降清，当人们述及郑成功时，又特别注意与其父作比较，这或与当时国内有人宣扬失败论，甚至甘心投降日人做汉奸的情况密切相关：“我国在明朝末年，国难恐怕比现在还要危急：一方面是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一方面是清军百万，侵我神州，而尤其重要的是很多名人重臣，都屈膝乞降，甘心去作亡国奴，充当汉奸！然而就在这样危急多难的环境下，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便出世而担当这‘救亡图存’的任务了。”[35]这样的叙述，经常出现于郑成功的传记中，汪精卫叛国后，有作者将之与郑成功作了比较：“我们读了成功的历史，觉得成功的所以成为中国民族史上有名人物，自有他伟大的地方。你看他在乱臣贼子满目皆是的时代，他能认清民族存亡关系的重大，不但不肯跟了父亲向敌人屈膝，而且高举义旗，为国家民族，从事艰苦的奋斗，这种‘生为汉家人，死为汉家魂’绝对不和敌人妥协的态度，实足以愧死当时和后世的一般汉奸和二臣。……现在，倭军入寇，已逾两年，凡我炎黄子孙，莫不同仇敌忾，戮力抗战，誓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下，集中意志，集中力量，歼灭顽寇，以期获得最后胜利，完成建国大业。不料丧心病狂的汪精卫，以国家大员，竟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妄作妥协的梦想，中途降敌，贻我华胄以羞玷。斯诚民族的罪人，当为全国所共弃。……我想叫他去读一徧郑成功抗清到底的历史，也很可以醒醒他的瞌睡，使他惭羞无地呢！”[36]

官方在对民众的宣传中，常将郑芝龙与郑成功父子作为正反对照的例子，教育民众不可投降叛敌，连小学生的演讲都以“一位背亲救国的民族英雄”为题来讲述郑成功的故事。[37]。类似的描述还有：“汉奸实在是不值得做的：芝龙委曲求全，但敌人不会原谅，满洲兵到来，还是大杀乱奸，连他的老婆都给满兵迫得吊死了。……满洲兵硬要芝龙招抚儿子，不成就要他的命。郑成功的意志坚强，大义灭亲，听那没有骨气的老子给人杀死，到底不屈服。……父亲当汉奸，儿子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给人砍头，遗臭万年；一个轰轰烈烈流芳百世。郑成功父子的故事，给了后人许多的教训。同胞们，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家慎重，努力保卫祖国！”[38]

    郑成功为抗清，“移孝作忠”，不惜与父反目，致其“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其个人历史中较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为其辩护：“按成功以一儒生，毅然拒父乱命，而崛起抗清。力不济，则启宇海外，以为休养生息之基。当日雄图，足为我民族万世之荣，固不仅一时代之英雄也。然论者每以忠孝不能两存疵之。亦岂知郑氏当时之苦心乎？父既被胁，母更惨亡，况心切故主知遇之恩，目睹民族凌夷之惨，又安能泄泄沓沓以事不共戴天之仇哉？！观其焚谢儒衣，固早知不免腐儒之议，呜呼！”[39]有的论述则干脆赞扬郑成功的做法：“父子贤不肖不相干，郑成功反对父亲作汉奸，努力抗敌，他又是一个‘干父之蛊’的孝子。”[40]至于对明朝的“忠诚”，此时同样也强调郑氏所忠早已超越“一姓”：“黄氏（黄宗羲）之论是矣，然犹非深知郑氏者。盖当时为封建思想所笼罩，只知忠于一姓，徒为统不知统所支配，民族思想犹未萌蘖焉。若郑氏者亦岂仅忠于一姓而已哉！观其经营台湾，屯兵开垦，招抚流民，遣使通商，礼贤兴学，则其识见，诚为人所不及。”[41]

三、郑成功与台湾光复

抗战前后“郑成功”热再度兴起的另一原因则与台湾有关。对国人而言，“台湾”与郑成功紧密联系在一起。郑成功被称之为“台湾之郑氏”、“开创台湾之郑成功”，[42]言及台湾则常与郑成功并提，[43]至于其它以“台湾与郑成功”为题的文章，则近乎俯拾皆是。在提起台湾时，国人很自然地会想到郑成功：“台湾，老早不是我的领土了；我们读历史时还会回想郑成功父子的抵抗异族之大无畏精神，发生无限的钦仰。”[44]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一直在两岸民众间传颂，“郑成功”的传说也很自然地都将作为联结两岸关系的重要纽带。

辛亥革命后，国内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严重的内忧外患分散了国人对台湾的关注，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爱国人士在关心着台湾。身处大陆的许地山便说到：“其实，中国人何尝会忘记台湾，何尝肯忘记台湾，不过为了国内的政治尚未能上轨道，一切都很紊乱，所以只有暂时忍痛地不能顾及了。”[45]1930年代中日矛盾激化，使得国内复台的言论逐渐公开化。台湾史不断被国人论述，郑成功作为收复台湾的首要功臣，同时也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榜样，自然受国人重视。1935年，杨树芳考察郑成功事迹后，感慨道：“郑成功以一夫之勇，抱莫大之志，遗绝大海，于版图疆域之外，开创基业，别立乾坤，夫岂田横徐市之辈，所能同论哉！盖其伟大之民族精神，今日犹浩浩乎照耀于史乘及衢巷闾里之间也。写此文后，不连禁（禁连）想今日之台湾，流球及东北四省人民所处境地，实令人毛发竦（悚）然，以囊为我国之版图，而今悉被倭寇所并据，同胞哀怜困苦，呼吁求助之声，累耳不绝，吾辈岂忍袖手旁观，任其死活耶！此实我国民莫大之耻。故读郑成功事迹后，更宜鉴往励今，奋力鼓气，为中国民族力争光荣，达到还我河山之目的，重扬吾民族之气魄于海外，望与读者共勉前进！！”[46]

如果说抗战开始前后，国人更多是宣扬郑成功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精神，随着国民政府正式宣称战后将收回被日强占的台湾，尤其抗战后期，国人更加侧重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的历史：“即就其夺回台湾于灼手可热的荷兰人手里一点，（郑成功）实可谓是我国空前的海外英雄。”[47]1939年，致力于研究郑成功的伍远资也专文叙述郑成功开发台湾的历程，除了如何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始末，另侧重于论述其劝垦生荒、兴教兴学、抚剿番民的措施。[48]陈纯仁也指出，郑成功矢志反清，“固然是一篇悲壮的史迹”，在台湾“驱除狉獉，开辟荒芜，教化生民，创设郡县，修复兵制，制定职官”的开拓业绩，同样是经过艰苦惨淡的经营得来的。在其毕生事业中，反清复明虽未成功，但若只就治理台湾而言，“那可算是成功的”。[49]

1946年底，欧阳予倩导演的话剧《郑成功》，由新中国社赴台湾演出。该剧由齐怀远改编自抗战时期魏如晦的剧本：“魏如晦先生的剧本《海国英雄》，材料异常丰富，参证详博，情感激发，观点明确，不过他写的时候，在抗战中，写作的地方是在敌伪控制下的上海，所谓‘此时此地’。而今演出的时和地完全不同，便把剧本的名称改为‘郑成功’，剧中的场面也有些变更，无从得到原作者同意，为之歉然。”相对于《海国英雄》，该剧更突出郑成功收复、建设台湾的历史。如欧阳予倩所言：“郑成功夺取台湾，不是开边，只是收复失地。收复台湾以后，他极力奖励农业，有组织地增加生产，整顿军旅，虽其恢复中原的志愿，没有能够及身实现，然当满清长驱入关，国事危急，他的父亲郑芝龙，又把仙霞岭的守军，全部撤退，甘心降敌，他独能孤军拒敌始终不屈，使炎黄子孙余绪不坠，人间正义凛然长存，这样伟大的功绩，真可与日月争光，这与抗战胜利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于是，谁能说这台湾一岛不系住国运之兴替呢？”[50]

台湾光复后，郑成功更受两岸重视。国民政府有意在台湾重塑郑成功，将其“民族英雄”与“开台圣王”的形象融为一体。抗战结束后不久，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便专程赴郑氏故里石井致祭郑成功。[51]国民政府则专门选择在台南郑氏登陆台湾之处赤莰楼举办“郑成功史料展览”，连续展览四天。[52]1946年，《中央日报》刊发《郑成功拓殖台湾》；[53]1948年，《和平日报》发表《开拓台湾的先驱——郑成功》一文，主要谈论的也是郑氏在台的功绩。[54]当时《上海生活》以《台省人民崇拜之目标郑成功》，宣传其在台湾的建设成就，“寓兵于农实行屯田制，免赋三年大家勤植垦”。[55] “二二八”事变后，白崇禧赴台宣慰，特地拜祭延平郡王祠。[56]

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曾借助郑氏来论证其割据台湾的历史依据。不仅如此，日本侵华期间，也企图利用郑成功宣传“中日亲善”。[57]光复台湾后，国人有必要澄清郑成功的形象。台籍学者杨云萍曾专文论述道：“台湾沦陷的时候，日人对于郑成功，未尝是没有尊重和崇敬；只是，他们之所尊重和崇敬处，和所以尊重和崇敬处，有和我们迥然不同者。他们郑重地大书特记着郑成功的母亲是日人田川氏，成功的忠烈，是由系于‘大和民族’的血统所致。他们的说法，直似忘记郑成功的父亲是郑芝龙的。（例如依田学海的《国姓爷讨清记》，竟说因为郑成功的关系，而主张‘台湾可取’。按；此书出版时，台湾还未沦陷。）然而，不消说，‘血统’云云的‘人种’上的事实，对于某一‘民族’的某一人格的影响，并非有决定的意义的；这是现在的学者大部分的一致的结论。日人的对于郑氏的尊重和崇敬，固别有其用意在；若使不，从郑成功的反抗异族满清的侵略的精神说，那末，对于反抗异族日本的侵略的台湾的人们，日人当然也要尊重和崇敬了。满清的对于郑成功，初固敌视和诬蔑。可是，后来却说不是他们的‘乱臣贼子’，还且要表彰他的忠烈。这从表面看，似乎是很‘公平正大’了，然事实却未必尽然。一是到后来，因为满清的‘中原’的统治，已经确立了基础和秩序，在这时候，表彰‘忠烈’，反可利益他们的秩序的维持。其方法和日人有不同，但是其用意则殆相同。”[58]

杨云萍作为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学者，其对郑成功形象的回顾，反映台湾人士对郑成功精神的反思。如其所言：“考之日本和满清的对于郑成功的‘尊重’和‘崇敬’，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尊重’和‘崇敬’工作的政治性和社会性。”[59]

    有论者叹道：台湾的郑成功是“幸运的”，历经清代、日据，“都被崇敬着像一个神”。直至光复后，“人们一下子又想起了郑成功。”[60]如本文所言，郑成功又何止在台湾享受特殊待遇？晚清以来，为了回应现实的挑战，各种传统资源被重新发掘、改造，郑成功由于其经历的特殊性，更受重视与宣扬。并且，由于近代中国思想界变迁频仍，各种主义潮流掺杂其间，“郑成功”精神因应时代需求，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郑成功作为一名曾建有卓越功勋及深具人格魅力的英雄人物，在世时便已以“国姓爷”名号在东亚地区流传，过世后更被当作神灵受后人崇拜。上世纪30年代，郑成功乡人伍远资曾收集了其中的60多则结集出版。[61]郑成功之所以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与其符合传统中国的儒家道德价值精神诉求有关。也正因此，清廷才会因应民间意愿，为其建祠立祀。不过，相对于历史上其他的英雄人物，郑成功的英雄事迹又颇具特殊性，既有反抗异族侵略奋斗，又有开疆拓土的功业。尤其，郑成功所处的时代，东亚海域已成为中西各国竞争目标，极近似于晚清以来的局面，这就造就郑成功经历赋有一定的“近代性”，更易于引起近代国人的同情与遐思，甚至直接被视为“中国近世史上稀有的伟人”：“其（郑成功）不可忽略的有二点：一，自十六世纪以还，欧洲人航海东来，挟其锐利的火器，逞其海盗的行为，不但夷印度南洋，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中国日本也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其气焰之盛，几乎有所向无敌之势。第一个遇到的劲敌是郑成功，把荷兰人驱逐出他们几十年的根据地台湾岛，这不能不算中国人值得夸耀的事。二，流寇亡明，满洲人乘机入关，以席卷之势，长驱而南，胡骑所至，都成了满清的世界。明的君臣，努力抗战，图恢复故业者，固不乏人，或以才力薄弱，不旋踵而归失败，或为权利所诱，终屈膝归顺了敌人。只有郑成功，长于谋略，以独力支持残明的危局，不受清廷的利诱，最后见事不可为，不得已取海外扶余，谋向南海发展，以为光复故土的准备，不幸以三十九岁的英年，与世长辞，未能竟其志。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不得不算模范的民族英雄。”[62]

    最后需要再提及的一点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于郑成功的叙述和阐释的侧重点时有不同，但关于郑成功的生平则大体一致，无论早期与其父近乎“海盗”的形象，还是“移孝作忠”、矢志反清，以及后来收复台湾等。至于民间崇其为“神明”，则属于另一层意义上，且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因此，就笔者所见，所谓“想象的郑成功”，只是各个时期国人对郑氏的不同理解，并不妨碍对郑氏真实的生平与历史的认知与探索。在杨云萍的笔下，可以看出尽量恢复郑氏客观形象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儿女之情，他的理智终是对不敌他的感情；但是，因其如此，尽管他的事业未有完成，尽管他的性格有过于严峻处，我们对于他，始终感觉不只是可敬，还是可爱。可以看出他的Humanity。从一面说，郑成功的一生，可以说是‘理智’和‘感情’斗争的一生，换言之，就是‘知识人’的悲剧的一生。”[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