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
从“通洋裕国”看郑成功海洋经济思想的现代性
从“通洋裕国”看郑成功海洋经济思想的现代性
陈利华
（武夷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延平抗清时上书建议的一项条陈内容，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的先进主张，它不仅对改变封建经济的保守局面具有强烈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而且还为中国现代海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和榜样参考。
【关键词】郑成功；通洋裕国；海洋经济；现代性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郑成功留待后人评价的光辉形象不甚枚举，人们或是赞其才华横溢、人格完美；或是赞其不畏强暴、保家爱国；或是赞其驱荷复台、开基宝岛；或是赞其通洋裕国、伸张海权；无不尽显自己对于英雄的真心爱戴和由衷感佩之情。然而，面对郑成功所获的诸多高度评价，笔者最为欣赏和最为钦佩的，却是其超越时代、放眼世界、高屋建瓴提出的一项治政主张——“通洋裕国”。历史事实表明，正是这个主张的不断践行，才有了多年后郑成功海洋商贸事业的发展壮大，才有了郑成功驱荷复台伟大目标的成功实现，才有了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在中国社会的萌发和认同。可以说，“通洋裕国”不仅成就了郑成功为之奋斗一生的光辉事业，而且还使郑成功得以打破古老的社会传统，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发端者，为中国人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海洋与商业。
一、“通洋裕国”思想的提出及源起
1、“通洋裕国”思想的提出
公元1645年6月，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南明王朝的抗清领地进一步退却到福建、两广、云贵和江西、安徽、湖广一线。当时，靠行海事起家的福建军阀郑芝龙意欲称霸一方，便精心策划、拥立唐王朱聿键入闽称帝，定都福州，建号隆武，开始了据闽抗清的非常岁月。然而，一心只把扶立南明政权当做政治交易的郑芝龙却并没有给予隆武足够的施展空间和自由，他擅权跋扈，恃翼戴功，致使“军国大政，一委芝龙，行朝仰成而已”。
[1]这种情况下，深感救国无望且又不愿受制于人的隆武便决定离开郑芝龙，前往闽北率部亲征。同年12月，隆武率领诸臣溯江而上。次年1月，郑成功自延平（今南平）出兵西上，暂住铅山初战告捷，隆武随即进驻建宁（今建瓯），准备前往江西赣州，御驾亲征，不料却受到由郑芝龙组织的数万军民的阻道挽留，只好移驻延平，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延平抗清。
1646年3月，不甘受挟的隆武为匡图大计，开始就延平之局苦寻良策、遍问群臣，最终在初出茅庐的郑成功处得到了足以开解其心锁的妙计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2]该条陈言简意赅，切中时弊，一语道破了偏寓一方环境下坚持斗争的要害所在，被亦非平凡之辈的隆武帝叹为奇策，大加赞赏。它的提出者郑成功，即因此被加封为忠孝伯，赐上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担负起防守闽赣交界诸关的重任。可以说，正是这份在经济、军事上具有卓绝创见和远大抱负的条陈的提出，最终促就了郑成功在抗清大业上的孜孜追求，也促成了他从延平抗清走向驱荷复台的伟大胜利。
2、“通洋裕国”思想的源起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早在唐代就有大商船通往南洋，有着非常悠久的海交历史。宋以后，福建的港口贸易便逐渐取代广东而居于全国之首。到了明朝后期，福建更是出现了“海者，闽人之田”；“闽地斥卤硗崅，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也”[3]的社会场景，成为盛极一时、以海洋生产为基础的贸易大省。虽然，嘉靖年间福建由于倭寇之乱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影响而导致对外贸易遭到极度限制，“片板不许下海”，但仍然还是有一批人坚持来往于海上，冒险获取巨利，成为著名的海上风云人物。其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郑氏家族，就是这种新兴海商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进入南明隆武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团进入中枢机构的特例。
受家庭环境影响，郑成功对海上贸易的成效一直颇为赞许，在他的破敌经略中，意欲结合福建山海特点而进行的“通洋裕国”，无疑是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保障经济供给的最佳方式。虽然，一般人眼里看来暂为抗清中心的闽西北山多地少，道路崎岖，根本就难与“通洋”有涉，但它所拥有的水网通达之利，却可以使它的商流、物流和人流直接沿顺闽江三大支流贯达而下，接通福州以及沿海各港，实现贸易上的互动往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宋以来，闽西北就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是福建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供货区之一，茶叶、瓷器、木材、林产以及手工业品、农产品都极为丰富。因此，凭藉着自己的家庭影响和克敌理念，郑成功完全相信：只要能够实现闽西北地区的“通洋”事业，那就一定可以实现以闽西北为根据地的“裕国”事业，为隆武朝廷的抗清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以商养战”。虽然，越来越迫急的时局发展使得“通洋裕国”的条陈内容并不来得及在延平付诸实现，但它却为郑成功孜孜不倦的抗清追求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目标方法和经略基础。后来，延平抗清失败，郑成功起兵南澳、誓师海上，之所以能坚持十七年之久的抗清、复台斗争而不败，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倚重于郑芝龙早年建成的海上实力和他自己认定下的、积极有效的“通洋裕国”之策。
二、“通洋裕国”思想的实践及作用
有了坚定的目标、信念和战略思考，郑成功便时刻不忘“通洋裕国、以商养战”，这在中国古代甚至是世界军事史上都是很有特色的。对此，清人郁永河就曾评价说：“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万余，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4]这明确说明，正是由于通洋带来的养军之便，才使得郑军能够坚持抗清并最终取得驱荷复台、经略台湾的伟大胜利。而从开始提出“通洋裕国”、制订“以通洋之利养军”方略到具体实施，郑成功可以说是付出了他在经济、军事方面所有的智慧与努力。
各方面资料证实，郑成功为实现复明基业，除组织数额众多的东洋商船队和西洋商船队专事海外贸易外，还在厦门、泉州开设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称水路五商；在杭州等地开设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称山路五商，以不披露身份的秘密形式，专门从事各地名产的组织贸易，广开渠道，使郑军的通洋商贸供应有余，往来顺畅，大大支持了当时抗清斗争的需要。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些船队和商行的设立，似乎只是郑成功为对付清政府实行“剿灭”、“收拿”、“海禁”和“迁界”等“绝招”而采取的“应急”之策，是为“养军”而进行的“谋利”之举。但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只停留在这单一层面，忘却了隆武君臣为化解延平困局而进行的深谋远虑、推心置腹、惺惺相惜的话，那就有损郑成功“敢向东南争半壁”的英雄胆识了。要知道，“通洋裕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裕国”，只有“裕国”，才能使郑成功拥有坚持抗清的根本保证。因此，那些为“裕国”而必须大力进行的“通洋”之举，便万万不能仰赖于基本被清朝控制了的内陆地区，必须坚持广拓商源、广开商路、广寻商机、自力更生、持续发展。
对于郑氏集团这种始终努力坚持“通洋裕国、以商养战”的特殊成效，延平王户官杨英曾自豪地认为：朝廷“没收其内地商行，仍未足以致其死命，盖在海外转辗贸易，仍甚裕如，且如通商之故而得台湾，适以延其世祚也。”[5]而且，郑氏集团通贸于南洋各岛，东及日本琉球，商舶往来络绎不绝的事实也雄辩说明，“通洋裕国”最富生命的奥妙所在，就在于它所创立的“海洋——商业”体系，已经一改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其所运行的经济环境就算在受到一定程度打击和破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自我保护、自我修复，完成对社会财富的基本积累。故而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的继任者依旧在“通洋裕国”思想的指导下，继续重视发展海上贸易，“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乌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6]将郑氏的“海洋——商业”经济模式发挥至淋漓尽致。
三、“通洋裕国”思想的现代性
“通洋裕国”作为郑成功海洋经济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和集中体现，不仅在极端困难的抗清时期帮助郑成功排除了经济和军事上的重重困扰，而且还为郑氏集团开基台湾、发展民生提供了必要的财富积累和经营基础，使郑成功得以在顺应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既为中国“海洋——商业”体系和海商文化的创立提供助力，又为维护中国沿海经济和国土安全寻找到最为适宜的生存之道和经验借鉴，其现代意识与前瞻意识令人叹为观止。
1、海洋环境下的商品生产与商道通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
就“通洋裕国”提出的初衷而言，郑成功发展海上贸易的根本目的就是富国强兵、抗清复明。因此，为了确保能够收集到足以获利的“通洋”物资、“以商养战”，郑成功十分注意广拓商源，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我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闽台两岸货源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使该地的商品生产即使是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的非常时期，仍然呈现出一时之盛的客观状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良好契机。而同一时期，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全力拓展，又在传统东西洋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勾连中国与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庞大贸易网络，为货源地盛产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品提供了顺畅的流通渠道，使得但凡参与贸易的沿海居民，“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7]这说明，在商品生产与商道通畅的有效配合下，海上贸易的成功运行不仅为抗清大业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也为沿海居民的生计发展寻求到一条最为适宜的生存之道。对此，清人庄亨阳在他的《禁洋私议》中做了这样详细的描述：“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者（印尼爪哇），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1]，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亲。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致巨富。故有久而未归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8]可见，有了通畅的商道利于往来，又有了充足的商品生产做为后盾，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不仅为闽台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在沟通中外、扩大经济、跟进时代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前瞻作用和现实影响。
2、海洋环境下的商品贸易安全是与军力强弱相依相存、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郑成功得以实现抗清、复台大业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进行海上贸易，“以商养战”，富国强兵。因此，为更好地实现“通洋”以“裕国”，郑成功汲取了家族海上贸易的宝贵经验，将军事活动与商业贸易紧密结合起来，以实力控制并垄断当地的海上贸易通商权，形成了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经济、军事力量，为郑氏家族纵横海上，控制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提供了强大的运营保护措施。史料研究证实，郑成功所建的船队中，几乎都没有专门用于商贸或作战的船只，虽然有的以作战为主，有的以商贸为主，但都是二者兼顾，互为依托，足见其“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者构成了相互互动的关系……”[9]这个强大的“海上商业——军事集团”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无耻掠夺，不仅在外交上实行“灵活谈判、先礼后兵”的策略斗争，有效维护了中国海上商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还在军事上“以眼还跟 、“以牙还牙”，成为远东地区唯一能够抵御和抗击欧洲殖民入侵的代表性力量，对南中国尤其是闽台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情况雄辩说明，海洋环境下要想顺利实现商品贸易的运行安全，没有一支强大海军力量的保护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仅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海商集团之所以能与清廷抗衡将近三、四十年，并一度使清廷的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仅拥有足以御敌的强大经济实力，而且还拥有一支擅长于海战的武装力量！
3、海洋环境下的海权意识应与国家意识息息相关、互为依托
17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处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和商品倾销市场时，曾凭借强大的近代化海军展开了对制海权的绝对掌控，顺利打开了他们海外贸易、海外掠夺和海外殖民的通畅之道，给古老东方文明带来始料未及的沉重打击。而在这场与欧洲殖民者争夺东方海上贸易控制权的世纪大较量中，郑成功早已敏锐觉察到了海权争夺对于“通洋裕国”目标实现的意义所在。他审时度势，一方面提倡互惠互利、开放发展的贸易方针；一方面则强调要面向海洋、维护海权，建设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先进的海洋和海权军事观向传统的陆权军事观发起挑战。他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同雄心勃勃的殖民商船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为维护国家领海主权，执掌当时中国海外贸易之牛耳，奠定了难能可贵的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对此，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明确指出，“郑氏集团活动时期的背景，是世界海洋经济向全球一体发展，各大陆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并由此向内陆文明中心挑战；近代世界市场中的主体——西方商人在国家权力的资助和武装保护下，向东方逼进。对中国来说，这是机遇。然而中国政府，无论明朝，还是清朝，仍以内陆文明中心观决定一切。中国东南商民却积极地迎接了这场挑战，参与了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把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推进到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而最大的集体行动则是由郑氏集团来完成的。”[10]这说明，以郑成功父子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海商们敢于突破旧体制、接受新事物的海洋性格以及他们反叛旧传统、旧观念的海洋发展意识，已然成为中国内部冲破农耕社会旧体制的一种发展力量，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而且，郑成功在进驻台湾之后，还曾一度策划进军东南亚地区，进一步与荷兰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争夺海上航路及贸易控制权。虽然，这一伟大设想由于郑成功的去世以及其它的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未能实现的计划，也足以说明郑成功所具有的世界海洋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是中国那些传统统治者和政治家们所远远无法想象的。郑成功的发展眼光，比起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还要早了将近两百年！
总而言之，就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无论是先进的欧洲，还是东方的日本、印度；无论是出自内力的反叛，还是经由外力的冲击，任何一个国家进入近现代化的进程，都要以突破旧体制的保守框架为前提。郑成功倡导“通洋裕国”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性意识，不仅使其在十七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航海时代，得以与称霸亚太地区的西方扩张势力相抗衡，为重新呼唤中华民族的海洋开拓意识，构筑了一座历史性的丰碑；而且还为中国现代海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和榜样参考。当前，我国要在世界还很不安宁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其最大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洋，其最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也是海洋。我们应该学习郑成功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力强化海洋意识，牢固树立海权益观、海洋安全观和海洋经济观，像保卫每一寸陆地国土那样保卫每一寸海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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