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海洋

郑明

我认为在当代研究郑成功、纪念郑成功、宣传郑成功，首称是学习和弘扬他以强烈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临危誓师，在抗清和驱荷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第二是研究和宣传他在明清之交闭关锁国的历史条件下开拓海洋经济的创新精神；第三是探讨和发展他在厦金漳泉根据地和台湾的开发，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全面建设的具有深远战略见解的才华。使郑成功研究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发挥更大的价值和效益。

我作为一个一辈子和海洋与舰船打交道的老水兵，建议研究郑成功要和中国的海洋观联系起来，并放在世界海洋“地理大发现”的大背景下探讨。

一

整个明朝（1368-1644）处于跨14到17世纪的历史时期，明初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发生在15世纪前期，早于世界跨洋探险的“地理大发现”（1492-1522），约一个世纪，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达迦马从葡萄牙，穿大西洋，绕非洲好望角，跨印度洋到印度；麦哲伦从西班牙，越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跨太平洋到亚洲菲律宾，再渡印度洋，经好望角重返大西洋、西班牙，做了环球航行。30多年，几次远航，航程规模愈来愈大，实现各洲间的跨洋联系交往，也揭开了欧洲各国争夺海上霸权斗争的序幕。欧洲几个滨海小国藉“地理大发现”，先后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有重大发展，成了世界级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率先开始向东方，特别是到亚洲和中国，寻求殖民地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凯觎、掠夺、侵占我东南沿海地区。1557年葡萄牙窃占我澳门，1624年荷兰占我台湾南部（即今台南一带），1626年西班牙在已占吕宋后又占我台湾北部鸡笼（即今基隆一带），1646年荷逐西，控制台湾全岛。明初“郑和下西洋”标志我国的悠久文明、强大国力与国际威望，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但这一重大经略海洋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和影响封建制度，明朝封建保守统治坚持禁海锁国，延续封闭了3个世纪，进入17世纪时，中国已从世界文明古国的高峰跌落到相当贫弱、落后、愚昧的地步。

郑成功（1624-1662）生逢其时。他诞生时，台湾已沦入荷兰殖民统治，1644年他21岁到南京国子监太学进修时，中华大地开始受异族蹂躏，清军破关入京，改立国号为顺治元年。1644年明隆武军在闽对郑成功临危赐姓。1646年郑成功恨父郑芝龙降清，痛母惨死于清兵之辱，奋起海上誓师抗清复明。1647-1659年郑军转战闽、浙、粤、桂一带，南下北上，一度兵临南京城下。尽管北伐失败，但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坚持不屈不挠的战斗，形成了明郑政权，建立了一个由海商集团和地方士绅共同组合的反清复明的国姓“准政府”。实际上打击了清顺治初期突出武力征服屠杀、民族压迫掠夺等一系列穷兵黩武、野蛮血腥政策，不断把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而迫使清廷改弦易辙，实行尊重学习汉文化，缓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措施，而这正是该时期抗清斗争的积极作用，因此郑成功坚持抗清的正义性与进步性必须予以充分肯定。而且正是在艰难曲折的国内抗清斗争中激发他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造就他不畏强敌的斗争意志，锻炼他建设根据地的治国能力和统帅水师、陆军联合作战的军事指挥才华。对比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历土地革命磨练，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这说明有时历史有惊人的相似。

在这17世纪中叶的十余年抗清斗争的历史时期内，郑成功还坚持“通洋裕国”方针，大力发展国内外的海上贸易，促进了闽粤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中国与东西诸国的贸易往来。在明、清两朝实行禁海锁国政策的历史条件下，郑成功在海上贸易活动一枝独秀，发展“山”、“海”两路，“五商”、“十行”，构成了内外贸易网络，引入了商业资本主义某些萌芽，更是难能可贵的。与此同时郑成功着眼于巩固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水师，不仅多次打败清军，而且还能与西方殖民者海上武装相对抗而保护了明郑政权赖以生存的沿海经济与海上贸易。从面向海洋实行开放政策，为中华民族争得海上贸易的权利与地位这个侧面看，也值得总结郑成功的历史功绩。

1660-1662年郑成功继续坚持面向海洋的方针，决意“平克台湾，以为根本”，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和荷兰侵略者作战，还要考虑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可能的干扰，并应付清军对后方的威胁，毅然跨海东征，终于收复台湾。并继续开发建设台湾。只可惜英年早逝，收复台湾数月后，才39岁就结束了他已进入光辉时期的伟大一生。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抗日战争前近300年来反对西方侵略者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实际上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取得了东方人民和弱小民族在17世纪反对西方殖民斗争的重大胜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

对郑成功在17世纪的历史时期所继承和创建的中华传统、精神、功绩、才华、品德，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我着重从对“蓝色国土”与经略海洋有必要重新认识的视角，试评析如下：

1、郑成功有明确的海洋战略，强调面向海洋、实行开放发展。既提倡友好交往互惠贸易，又坚持反侵略、反强权，维护海权的方针。郑成功以明朝授予国姓爷为名，开展周边外交，保证我东南商船分赴日本、暹罗、安南、吕宋、咬留吧、柬埔寨诸国，保持友好交往，持续开展海上互惠贸易，还注意到维护侨胞安全。在与西方殖民者贸易斗争中总是先致函、遣使协商说理，不得已才制裁示威，对顽固霸权才用兵反击。在审度国内外形势的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利用厦、金、漳、泉的大陆沿海根据地；并下决心全力收复台湾，建成可控制我国东南海疆的战略要地，以保证开展东、南洋海上贸易，发展台湾经济，开辟巩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分析；荷兰已占台36年，统治台湾全岛也有15年，殖民统治已有相当根基，但台湾同胞身受红夷掠夺、迫害、奴役之害，民心思汉；荷军虽有坚城利炮，但荷兰殖民者野心大、战线长，当时驻台兵力有限，因此复台斗争要抓紧、抓早，要依靠武力解决，又要有长期准备，坚持不懈。所以力排诸将疑难心态，鼓励全军“勿以红夷炮火为疑畏，当遥观本藩鹢首所向”，号召“坚冰可渡”。毅然于1661年集中大军跨海东征，坚持近1年战斗，终于在1662年驱荷复台。对比当时清廷，康熙初即位，虑及南、北不宁，根本无暇东顾，内忧既多，更未想与西方外国对抗。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氏父子已在台湾经营20余年，康熙在有关臣属多次建议后，才顾得上并调整力量派兵收复台湾，使台湾回归清朝统一版图。而收复之后，于1684年又生对台湾弃留之争。尽管当时康熙曾明确“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总算暂时停息论争。康熙三十八年（1699），即台湾回归祖国17年后，康熙帝应郑氏后代之请，准许郑成功遗骨移葬福建故土南安石井，而且亲书挽联一幅：“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表露出钦佩郑成功有远见的海洋战略，以岛海为发展基础，敢于及时抗击西方殖民者，收复和建设台湾之举。由于清廷从根本上实行闭关禁海锁国政策，“重陆轻海”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到康熙六十年（1721），居然又冒出弃台留澎的愚昧主张。尽管未成气候，但说明郑成功复台已60余年，清朝中对海洋、岛屿的大略方针上仍摇摆动荡，甚至含糊不清，这是多么可悲。回顾这段历史，使人惊叹，若非郑成功果断抓住机遇驱荷复台，那么清廷复台将面对更加巩固的殖民侵略者，而清廷中一班迂腐之辈在执政时，只求稳定京畿，欠虑国家主权、民族大义与人民长远利益，那么台湾所谓“边远小岛”沦落而任凭西方殖民统治掠夺局面，还不知会拖到何时才能解决？！

2、郑成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执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在军事和贸易斗争上都非常讲究外交策略。郑成功在17世纪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杰出代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主权领土完整、民族权益与尊严，敢于向当时号称“海上马车夫”的海上霸主荷兰殖民者挑战，并打败和驱逐了它，迫使荷兰侵略者签署一份投降协议，终于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摆脱剥削奴役；而对已投降的敌人又显示出宽宏大量的泱泱大国风度。他在为收复台湾向荷兰用兵时，不论在登陆后派出使者劝降或随后接见荷使者多次谈判中，都强调：“台湾者，中国之故土也。久为贵国占据，今蕃王即来，则地应归我也。”这段话在荷兰的文档中翻译为：“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郑成功还驳斥荷方愿意付赔款仍企图在台湾占驻的幻想，重申“坚定不移的目的，是要荷兰人放弃全岛。”郑成功在我与敌实力悬殊，我方获胜前后，一贯表明允许荷兰人用船载回其动产、粮油、货物，连同枪炮、武器、私人财产都可以带走。郑成功甚至还允许让荷兰士兵，在撤离时可以扬旗、鸣炮、持枪、击鼓、列队上船，双方表示“从此不念前仇”。这种宽宏的政治气度连荷兰史学界都不得不承认郑成功“不但是勇敢的战士，同时也是高明的政治家”。郑成功坚持主权归我、不计前咎、着眼未来、注重友好的原则。对此我国处理港澳回归的方针政策，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传统；展望今后处理和收复南海被占岛礁，是不是也显示出光辉的现实与深远意义呢？！郑成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收复台湾之际除没收城堡内大小火炮、弹药及官产外，并未要求荷兰赔偿，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未要求日本赔偿。而我国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多次被侵略，屡次都被迫割要地、赔重款，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国同胞和这些外国和民族的后代都应当认真思考这些历史教训！

3、郑成功有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役指导方针。郑成功以强烈的海权意识，着重建设水师，既有在清军威胁中发挥防御战斗作用，又能在相对和平时期，发挥保护沿海经济作用，还能在跨海东征决战时期发挥战略威慑与主动攻击歼敌作用。在复台战役中，郑成功调集约3万大军，但登台后补给供应困难，武器相对落后，还有清军威胁之忧；荷兰殖民者官、兵、商、民一共虽只有2300人左右，但以逸待劳，长期备战，城坚炮利，军火优良充足，又时有海上舰队支援，还与清军勾结。所以郑军从1661年4月出征到1662年2月受降，近11个月的持续战斗，经历两场陆上围城攻坚战败，两场海上舰船歼灭战役，总体看郑成功既未冒然速决硬攻，又未单纯拖延消耗，而是积极封锁、稳扎稳打，水师与陆军配合协调，每战必集中优势实力，采取在兵力上以多胜少，在装备上以劣胜优的战术，而且依靠将士奋勇争先，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目标，消耗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最后的胜利。

4、郑成功有明确的平战转换、军民结合的舰船建设原则，坚持在当时财力、技术都有限的条件下，建设了一支有相当作战能力的水师。其水师舰船型号很多，基本上没有专门设计的战舰，而是广集民间适用于有关作战或贸易海域的船型，建造时沿袭明代已成熟的造船技术，装上武器又加以适当防护改造，便成了战船。遵此原则既能广泛利用福建沿海各地的造修船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形成一支可观的能跨海东征的海上兵力；而这支海上兵力，在战后又能适时转为有武装保护的商船队。在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近年成立中国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专门研究考证制作了郑成功水师编队的各型舰船模型，计有12种之多。包括中军船、大龙贡船、水居船、赶缯船、乌艚、八桨船、乌龙船、鸟船、小哨船及厦门船、广东船、南京沙船等，均已开放展览，是我国收藏陈列最完整的郑成功水师舰船模型编队。从这些船模上，能直观地看出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和郑成功水师建设的成果，但与200多年前明初郑和下西洋的造船、航海盛况相比，与荷兰、西班牙、当时派到东、南海的军舰相比，都显得相对落后。这种由于明代中后期封建保守统治造成的落后使人十分心酸。历史在前进，落后就要被动挨打。郑成功尽管收复台湾，但在拥有先进武器的西方殖民者城外，却花了11个月的时间，经艰苦持续围困，才取得最后胜利。郑成功把军民结合原则还贯穿于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统筹兼顾上。收复台湾后郑成功赋诗称“开辟荆棒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再次反映了他对武力收复台湾和继续建设台湾密切结合与平战转换的宏愿。最终清帝国也加强水师建设并把台湾统一回归祖国。但由于清代更加封闭腐败落后的封建统治，使清代水师与郑成功平战结合式水师很不相似，清代福建水师更没有建成能抵御外侵的作战实力，而在甲午之战中，清代最大的北洋水师都全军覆没，台湾又被迫割让，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抗战胜利后台湾再度回归，至今50多年了，由于有些西方大国的支持，又处于与祖国分裂状态。从水师与海军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台湾回归仍有赖于祖国强大国力为后盾，并必须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和能动员征用的商船队。

5、郑成功坚持“通洋裕国”政策，提倡海上贸易与商品经济，以军事和外交斗争，保护中华民族海商利益。郑成功不论是否已意识到，实际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孕育着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把社会推向前进。从16世纪开始，海洋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可以给沿海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和物质利益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这个形势，西方国家认识得早，行动得快，主动推进了从古代向近代的巨变。郑成功面对西方殖民者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中国沿海及东南亚经济贸易的掠夺、竞争、垄断，在军事、外交、贸易上都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实力斗争和灵活谈判的先礼后兵策略，以水师实力控制垄断本国海上贸易通商权，形成了能与西方殖民者相抗衡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还灵活运用外交手腕维护中华民族海商集团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有1655-1656年针对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在东南亚对华海商贸易中制造障碍，还有敲诈、霸占、杀人、掠夺等野蛮行为，先后向荷兰、西班牙和东南亚有关国家、地区发外交信件和通告，然后实施禁止与荷兰占台湾的贸易作为制裁，终于在1657年逼荷兰遣使来谈判，达成合理协议后恢复通商。1662年复台后，郑成功又抓紧以军事胜利之威，立即向西班牙占驻菲律宾总督专致外交文件，申明互通贸易，保护海商的严正立场，也表达了护侨的要求。这些外交行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清初朝廷当局外交活动的落后。郑成功在对外合作、竞争与对抗斗争中，还敢于改革开放，引进养育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促进了大陆沿海商业贸易的恢复发展和台湾商品经济的发达，也突破了明清海禁，加强了中国以国姓为名的地方政权，开创官商一体与东西方诸国的贸易往来，有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如郑成功已铸银币被发现后，经郭沫若先生判定，其正面花押为“朱成功”三字之组合，并证实是中国自铸银。郑成功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需要各界去继续深入研究开掘更广更深的内涵。

三

我很赞赏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中的观点和论述，他提出：“郑氏集团活动时期的背景，是世界经济开始为海洋为交通手段，向全球一体发展，各大陆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并由此向内陆文明中心挑战；近代世界市场中的主体——西方商人在国家权力的资助和武装保护下，向东方进逼。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仍以内陆文明中心观决策自己的一切行为，只有东南商民积极地迎接了这场挑战，参与了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把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描进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中最大的集体行动是由郑氏集团来完成的。”我也很赞赏华东理工大学倪乐雄副教授《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看郑氏水师》中的观点和论述。他提出：“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郑氏海上商业已孕育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者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他们的创新见解给人以启示，值得更多的专家给以关注支持、研究佐证。集美大学陈延抗教授1997年发表的《明清奋斗于海上的两大奇人》和我在1998年江苏太仓“郑和与海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的《郑和与郑成功经略海洋的探讨》，虽然事先并未交流，却都是建议郑和、郑成功研究，应提倡对比研究，并建议加强文史界、经济界、海事界、外交界等对历史人物的多视角研究，特别要放在当时世界历史地理大背景下研究。为了求教于郑成功研究界的专家，这次对该文也做了些修改并再次发表。

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多，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海洋划界争议和海洋争夺日益尖锐，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面临新的挑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仅是祖国大陆人民的愿望，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民的欢迎和认同。但是台独势力、西方大国的干涉都严重存在。我国南海、东海、岛屿被侵占，海洋权益被损害，对所谓以一定时限“有效占领”形成占有的既成事实的企图，同样是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如果在丧失适当机遇后再去解决，就会增加许多难度。郑成功在抗清驱荷复台上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们纪念他，要学习他的品德与精神，还要看到他处于祖国蒙受西方殖民者侵略威胁日益增大，而明清封建统治仍顽固保守腐败的大背景下，却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系列政策有积极进步的开创。我们现在的条件比郑成功时代好多了，郑成功的经验告诫我们，郑成功的史绩鼓舞我们，郑成功的传统启动我们，郑成功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台湾回归祖国势在必然，海洋权益必须维护，中国必能建成海洋强国。

（本文作者系海军工程大学兼职教授、海军装备技术部原部长海军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