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抒己见
郑成功“通洋裕国”海洋观的形成
郑成功“通洋裕国”海洋观的形成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专业 101203002
康玉珍
指导老师：刘文波 职称：副教授
【摘 要】：史学界一直很重视关于郑成功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大都停留在郑成功个人事迹、军事文化、海外贸易等的研究，而关于郑成功的思想层面，尤其是关于他的海洋观研究尚显不足。而郑成功“通洋裕国”海洋观促进了郑氏海商集团建立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成就了驱荷复台等伟业。本人从通洋裕国的形成背景、形成与实践及其对闽台之间的影响来阐述郑成功“通洋裕国”的海洋观。
【关键词】：海洋观；“重陆轻海”；“通洋裕国”；闽台关系
一、 “通洋裕国”形成背景
（一）清政府的“重陆轻海”
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疆域的陆海复合国家，然而几千年来，对于历朝政府而言，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来自平定内部的农民起义或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上。因此，中国历代君民漠视海洋 , “皆舍海而注意于陆” [1]257。
首先，清廷长期奉行重陆防而轻海防的国防方针。清王朝以北方少数民族问鼎中原，与蒙古的联盟大大帮助了清王朝掌握大陆政权。 1644年，清朝入山海关建国后，其政治重心“仍然放在完善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观念意识自然也基本沿袭明代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2]105。汉族农业文明传统的影响，令清廷继续重点防御西北边疆，防范少数民族的侵扰，忽视了东南海防的建设。“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使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生活、生产经济的重要来源。明代以来倭寇逼于东南，沿海的骚扰，但是朝廷只是采取简单的军事防范或者实行海禁。
其次，清朝海洋观并不成熟，选择以海洋防御为主的措施稳定政权。康熙帝指出: “朕思海防之道，惟在陆路兵弁，守御严密，乃为扼要。……朕御极五十余载，凡水路用兵机宜无不洞悉。……防海之策，惟陆路守御为最要也。” ［4］帝王深受
“重陆轻海”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为了防范和消灭郑氏海商集团的抗清势力以及在东南海疆的反清复明运动，清王朝也只是继承并发展了明朝以海洋防御为主的措施。其“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5]（卷138）清王朝是以戎马生活为主的游牧民族，缺乏海战经验。因此对于郑氏集团“采取‘防御’、‘禁海、‘迁界’、‘限制夷船’、‘杜绝接济’ 等陆上防御措施，将兵力收缩于内陆防守…”[6] 。顺治十二年(
1655) , 清廷下达不准擅自出海的命令, 翌年, 正式颁布禁海令: “凡沿海地方口子, 处处严防, 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 如有虞,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 督抚提镇并议罪。” [7] 。清廷颁布的《申严海禁敕谕》，敕谕沿海各省督抚及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指郑氏集团）贸易者……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8]。迁界禁海，毁船内缩是清政府的“防海”措施，它想以禁海的方式阻断郑氏集团贸易的经济活动、陆海之间的往来，彻底隔断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进而削弱其战斗力，最终摧毁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武装活动，稳定国家政权。清初实行的“禁海”与“迁界”措施，禁止沿海贸易，停止全部渔业生产，烧毁所有民船，强行把滨海30里的居民往内地迁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清廷对于海禁的废除问题，指出 “商船一出外洋， 任其所之……恐至海外诱结党类， 蓄毒酿祸”[9]，很可能会形成新的海上反清势力。因此，最稳办法还是立足于农本，极力宣扬“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贵……故农为天下之本，
而工商皆其末也”。统治者传统“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观念意识已经根深蒂固。
（二）郑氏家族的发展
郑成功抗清十余年，形成自己“通洋裕国”的海洋观,成就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等伟业，建立起雄踞一方的郑氏海上政权，与其父亲郑芝龙建立强大的海商帝国是密不可分的。
明末，因为武备废弛、倭寇侵扰以及荷兰殖民者的掠夺，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海禁禁止商船出入、海上贸易，影响了海上阶层的利益。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10]
海商阶层便与海寇结合以走私等方式来谋取海外贸易巨利。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明朝末年的海盗集团首领，凭借个人的胆识和勇猛，建立起了强大的海商帝国。“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
[11] “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12] 中外商船没有他的关防文书不得通行，从此垄断了国内外贸易，从北至吴淞、南到广东的海上贸易。郑氏集团大规模组织船队做远洋贸易，不仅有中国的丝绸、瓷器、药材，还有南洋等地的赤木、胡椒、犀角、象牙，无所不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日本人都是他的生意伙伴，每年收入以千万计，富可敌国。当时明军各部无不缺兵短饷，独有福建兵强饷足，戈甲坚利。郑氏父子垄断了闽粤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而郑氏海商集团的头号人物郑芝龙为了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未作坚决抵抗先投降明、后又投降清廷，为其庞大的国际贸易活动寻求合法的保护伞。并借此镇压和兼并其他海寇集团,利用海上的坚兵利甲, 取代官府垄断的海外贸易,将当时通洋贩货活动的制海权揽为己有,由此积聚了更为雄厚的财力,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富甲东南、威震遐迩的郑氏海商集团。
郑氏家族“芝龙置弟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拱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13]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在取得巨大的通洋之利的同时 ,也使沿海人民获得巨大收益，把闽南泉漳地区建设成为繁华的港市。其次,利用国际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巨额利润 ,郑氏父子训练一只精锐的军队 ,“募兵千余，不惜厚饷以养之” [14]既保证了商船的安全航行 ,也为防御以荷兰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郑氏集团那里，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相互依赖以及互动已初步形成。”[15]郑成功父子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同时又凭借强大的海上武装主宰着东南亚海洋，保证海上贸易的安全，郑氏家族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政权，印证了“通洋裕国”的思想。
（三）抗清的需要
郑成功以厦、金二岛作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周旋了十几年。在《台湾外纪》中记载郑成功向隆武帝奏陈“据险控扼 ,拣将进取 ,航船合攻 ,通洋裕国”，凭借东南沿海险要但不复杂的地势，通过发展海外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坚持抗清。“通洋裕国”言论使郑氏集团长期坚持“举兵漳泉为基业”的抗清战略，“今且固守各岛，上踞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取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也”［16］周全斌的提议得到了郑成功的认同，并确定了“攻取漳泉，以为基业，水陆并进，夺取八闽”［17］的战略计划，因而抗清活动集中在闽南泉漳地区。从顺治八年起，郑成功加强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武装，以便在泉漳地区同强大的清王朝长期对峙。面对大兵压境，八年五月，郑成功攻克漳州重镇海澄，击败漳州总兵马步兵数千人；九月，在漳浦再次击败王邦俊及陈尚智的援军共万余人； 十一月，福建提督杨名高率马步兵数千人自福州入漳救援，再次大败，数次交锋，清军都死伤甚众，只能叹服渡海之难，派重兵驻扎东南沿海。
抗清复明斗争是长期的，17年间与清朝发生了44 次大小海防战役战斗，驱荷复台是抗清的继续。南明朝廷的衰亡 ,清军攻势的加强 ,特别是父亲郑芝龙惨遭清朝的杀害 ,抗清形势愈加严峻，唯有稳定通洋环境，收复台湾才能保证通洋之利、继续反清复明。在郑成功看来，收复台湾是以支持反清复明大局的意义所在。
“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 无后顾之忧， 并可生聚教训也。” [18] “所急者， 金、厦诸岛难以久拒清朝， 欲先固其根本， 而后壮其枝叶， 此乃终始成万全之计” [19]郑成功的驱荷复台，组成了以台澎金厦为基地的藩政割据政权。郑成功凭借“通洋之利”与清王朝对峙十七年，其实际上已形成“通洋裕国”这种以商立国的海洋观。
二、“通洋裕国”海洋观的形成与实践
郑成功坚持”通洋裕国”的海洋观, 通过发展经营海上贸易的特权以及对台湾的开发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和反清复明的立足点。这也是郑氏政权得以与清政府对抗38年之久的重要原因。郑氏政权以海外贸易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军事外交活动，并把对台湾的开发作为立足和发展的基地。
（一）“通洋裕国”的形成
郑成功打破了以农立国的，重陆轻海的思想束缚 ,大力发展贸易，以此“通洋裕国”。早在隆武二年三月，他就向隆武帝提出“据险控扼 ,拣将进取 ,航船合攻 ,通洋裕国”即依靠东南沿海的险要地势，抵抗清军的进攻，并通过发展海外贸易，以充军实之需，支持反清复明，使国家富强。郑成功根据郑氏家族建立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政权提出了“通洋裕国”论。
直至清军南下，郑芝龙待价而沽，投靠清朝，郑成功得知其父欲降 , 力谏。在《台湾外纪》中记载“吾父总握重权 ,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 ,闽粤之地
,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 ,若凭高恃险 ,设伏以御 ,虽有百万 ,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
,以固其本；大开海道 ,兴贩各港 ,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 ,号召天下 ,进取不难矣。”然而，规劝不听，郑成功便前往金门 ,起兵海上，将“通洋裕国，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作为自身发展的策略，促使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并从中获取军饷以及军用物资支持抗清斗争。
清朝采取经济封锁，禁海迁民，以困郑氏，反使“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郑氏政权也因之而“财用益饶”。对于郑芝龙的劝降信，郑成功不惧坦言：“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人言郑成功在海外弹丸之地，养精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又能交通内地，遍得民心，而财用不匮，通洋裕国的形成已然成为维持强大的“海商—军事复合体”政权的重要方针。
（二）致力经营海上贸易
郑成功起兵抗清后，继承和发展父业，本着“通洋裕国”的海洋观，进一步扩展海外贸易，郑成功在杭州及附近地区设立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在厦门及附近地区设立仁、义、礼、智、信海路五商。这海陆十大商行采用分工合作的经营方式即陆五商先行领取公款,采购丝货及各地土产, 将货物送交海五商后, 再向“国库” (郑氏钱库)结帐, 并提领下次的购货款; 而海五商接到货后, 就装运出洋贸易, 待返航后同国库结算[20]。郑氏政权通过厦门、泉州等处沟通东西洋诸国的贸易，拥有雄厚的资本，还拥有庞大的武装船队，其贸易范围东至日本、琉球，南至吕宋及南洋群岛诸国，尤其与日本的贸易更是收获巨额利润。
在“通洋裕国”的政策指导下，郑成功控制了东南海上贸易，拥有巨大的“通洋之利”。
首先，特别重视修造船舰,组建远洋船队。郑成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推行“通洋裕国”，兴建洋船乌船，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各处以富国。在郑氏统治台湾时期，郑氏商船穿梭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之间，
垄断了东南海疆的制海权。利用这些船只以及台湾在于东西洋贸易中的有利地位，每年牟利不可胜数。一名来到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这样记载：“郑氏家族是海上君主和统治者，在中国从未有如此众多和庞大的船队，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13000 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整个沿海线上的其他船只也听命于这个帝国。”而郑成功经济收入主要用于军事活动以达到政治目的，商业贸易与军事活动紧密结合。所以，船只不仅用于商贸而且用于作战，常常是二者兼顾。尽管郑氏在军事上屡有挫折，但郑氏海船并没有什么损失。在张麟白《浮海记》、
彭孙贻《靖海志》、中分别有材料记载: “闽海舟尽出郑氏门下” ，“通贩洋货,
内客外商, 皆用郑氏旗号”, 《台湾通史》 等书记载“海舶不得郑氏令旗, 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 以此富敌国。”
其次，通洋之利、财用益饶。除了自身的经营活动，还设 “饷馆” 征收船税和商税， 饷税收入自明隆庆年间的 3000两逐年增加，到明万历四十一年已达 35100 两，40年间增长了10多倍。据历史学家估算，郑成功从远洋贸易中每年获利可达269 万余两白银，如果按1两白银相当于200
元人民币计算，其利润额为每年5 亿元人民币以上。而兵马云集,日费万金,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能够养兵10余万，战舰数以千计，在大陆与清军周旋17 年，全靠这些巨额收入支撑。正如郁永河《海上经略》所说“海外人皆仰资郑氏, 于是通洋之利, 唯郑氏独操之, 财用益饶”。德国人Allrechtwilth在《国姓爷》中指出: “……就豪华以及财富来论,他(郑芝龙)几乎凌驾他主君的唐王, 而的确地他已瞩目到帝位了。” “通洋裕国”的思想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郑氏“财用益饶”也促进了海峡两岸地区的经济繁荣。
（三）收复台湾
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在明朝时期被荷兰人侵占，并且郑成功认为“台湾系我先王(郑芝龙)所有”,乃“吾故土”，驱荷夷，收复台湾是他的责任所在。其二，是维护海商集团的利益需要。海外贸易和东西洋饷的收入，一直是郑成功维持庞大军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大陆沿海难以固守的情况下，另辟新的海上贸易基地，以便广通外国。其三，收复台湾是抗清的需要。郑成功在大陆上发展已经十分困难。郑成功为顾全抗清大局,仍以金门、厦门为基地来反击清朝又召集诸将研究关于收复台湾，留兵防守金、厦事宜，以防金、厦难以立足问题。1659年，何延斌遭人诬陷，乃前往投靠郑成功，献上地图，告以水路、贸易情形及在台湾的荷兰人虚实，称台湾“台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
郑成功下决心收复台湾，以保证开展东、南洋海上贸易，贯彻“通洋裕国”思想，郑成功制定明确的海洋战略，能审度国内外形势，力排众议鼓励全军跨海东征，坚持近一年战斗，终于在1662年驱荷复台，捍卫了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与维护同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台湾通史》“开辟纪”称: 永历十五年“
(揆一) 率残兵千人而去 而台湾复为中国有矣。是役也 , 陷围七个月 , 荷兵死者千六百人。自天启四年 (1624 年) 至永历十五年 ( 1661 年) ,
荷兰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 , 而为成功所逐。于是郑成功之威名震寰宇 !” [22]郑成功收复台湾，离不开其有相当作战能力的水师。在郑成功《复台》诗曰: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 , 茹苦间关不忍离。”十余年经数十战
, 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拥有久经战火的十多万军队,其中 20 镇水师更是郑军的主力。郑成功对水师的选拔、训练特别严格,“舳舻陈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踯上下,矫捷如飞” [23]。他们维护了海上贸易,牢牢控制了东南地区制海权 , 是收复台湾、捍卫祖国海权的海上铁骑。
台湾的收复是郑氏政权的新立足点，郑成功非常重视闽台两地经济的发展郑氏家族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台湾经济的开发及发展，以巩固抗清基地。在台湾设置郡县、施行屯垦、发展贸易、大兴文教,尤其致力于闽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海上贸易又为两地农产品、 手工业品提供了顺畅的流通渠道。郑成功
“通洋裕国”的思想的实践为日后台湾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与文化双向发展基础，同时促进了闽台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真正满足了当时人民的切实需要。
三、“通洋裕国”的影响
郑成功 “通洋裕国”海洋观的形成,打破了中国对海洋的认识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局面。在“通洋裕国”海洋观的指导下，郑成功所领导的强大的海商政权,顺应了当时的国际形势, 不仅成为中国海上贸易和商民利益的最重要的保护者, 也是唯一能够在远东地区抵御和抗击欧洲侵略政策的代表人物, 对闽台两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一, “通洋裕国”对郑成功具有现实意义，即维持其抗清需要。在郑成功举起抗清大旗之后,整军经武，招募兵马，训练水师，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斗争的胜利，离不开海洋贸易带来的军事供给。而反清复明，驱荷复台也为海外贸易服务，稳定了通洋环境，保证通洋之利。
其二,对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抵御十七世纪以来西洋东来扩张的积极作用
郑成功坚持“通洋裕国”政策，以战争和外交的手段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驱荷复台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郑成功的义正言辞突出表现了他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魄力。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郑成功以海洋作为依托，以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从“海上马车夫”荷兰手中夺取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并成功收复台湾。郑成功“通洋裕国”所体现的是对海洋权益的重视，不仅仅以恢复政治统治为目的，而是为了坚守通洋之利以及保护海外贸易这个高层次的目的，通过军事手段控制海权。其领导的郑氏海商集团是17世纪中国海商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国海权的最后一丝光亮。倘若郑氏集团能与国家政府结合，中国在国家层面关于航运及维护海权将会出现战略层面上的逆转。
其三，促进两岸社会经济发展满足民众需求，为两岸的统一与开发起到的作用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仅收复主权，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还大力开发台湾，发展社会经济。“通洋裕国”的实践促进了闽台两岸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的繁荣，在史料中大量记载着闽台地区的商业兴旺和繁荣。“福建僻在海隅, 人满财乏, 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印尼爪哇)者, 我民兴贩至彼, 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 咸在彼处为甲必丹, 转徙贸易, 每岁获利千百不等, 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 咸资衣食,
给本钱为生, 多致巨富”［24］。台湾商贾也因通外洋诸国，而财用不匮。所谓“富家以财, 贫人以躯”［25］, “输中华之产, 驰异域之邦, 易其方物, 利可十倍” ［26］,闽台人民因海上贸易的繁荣而过上富裕的生活。台湾文化根在大陆，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传播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推行大陆制度文化，使得台湾与大陆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信仰相似，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同根同源、血浓于水，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洋裕国”海洋观丰富了闽文化以及传统海洋文化。郑成功驱荷复台、“通洋裕国”的海洋观长期以来成为福建人抵御外来欺侮、团结一致、勇敢拼搏、争取胜利的精神武器。明朝末年以后，福建人开始以更大的规模和勇气向东南亚和世界各国进行海上贸易和移民，与各式各样的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郑成功“通洋裕国”的海洋观值得中华民族继承和发掘，它是封建社会中传统海洋文化和海洋观中的优秀思想，“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27］，“以海为途”，暗示和导引着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以博大的胸怀和气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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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背景中郑氏家族的海商传统与近代西方海洋文明与思想的接触是否有联系？现实斗争的需要与清政府海禁政策的变本加厉的作用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海洋观的形成，实际上可以说是在郑氏海洋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那么郑氏主要在哪些海洋活动实践中形成和提现他的海洋观？
第三部分郑氏海洋观的核心在于通洋裕国，其具有现实意义，也有当代意义（海洋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