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

专家专论

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

发布时间：2012-10-19 文章来源：郑成功网阅读 : 2437

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

邓孔昭/文

2011年11月18日傍晚，笔者收到陈孔立教授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以“小一”号大字显示：“今天《厦门晚报》A12版有一篇报道，对郑成功有‘颠覆性’的看法，请你看一看。”老师以前从来没有用如此大号的字给我发过邮件，说明他对此事十分重视。

师命难违，找来报纸一看，原来是记者写的一篇报导文章，题目是《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文史专家李启宇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供商榷》，其中报导了李启宇先生在一个“公益讲座”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李先生认为，过去史学界把郑成功神化了，有意隐藏了郑成功的一些短处。郑成功没有繁荣当时厦门的经济。那时，厦门每年都有战争，郑成功担心厦门的老百姓向清朝军队通风报信，做出了“空岛”的决定，命令岛上所有居民连同军队的家属全部迁出厦门岛。厦门百姓背井离乡，经济不可能繁荣。郑成功进攻南京时，他担心部队出发后，留在厦门岛上的家属会逃走，导致在前线打仗的兵士也当了逃兵，便规定所有的家属都必须上船，实际上是将家属当作人质。记者对李启宇先生论点的表述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也不知是李先生真有“雄心”颠覆以往人们对郑成功的评价，还是记者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故意用了这耸人听闻的“颠覆性的观点”这几个字。但根据这些表述，上述的一些论点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对郑成功的研究，包括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想要标新立异不是不可以，实际上，现在史学界每天都有人在这样做。但是，要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像郑成功这样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颠覆性”的翻案，那你就必须拿出过硬的论证和论述来。李先生是厦门史的专家，但对郑成功的研究却比较草率，而且论点中主观臆测的东西太多。

“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过去，“厦门史学界”怎么论述，又怎么引起李先生的不同意，我们且不管它。但笔者认为，厦门自1650年成为郑成功的抗清基地之后，从之前并不知名的中左所成了思明州；郑成功的军队大量在此驻扎，数万人在此生活；郑成功海路“五大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设在这里，每年从事海外贸易的利润就有一百万两银子。这种人口的剧增和这种规模的商业活动，会给当时当地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经郑成功之后，厦门的地位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重视，把福建水师提督衙门设在这里，更是奠定了厦门以后的发展。如果有人要说，厦门的繁荣从郑成功时期开始，我认为也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李先生从战争时期经济不可能繁荣的角度来论述郑成功对当时厦门经济的影响，表面上看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没有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并且在主观上对郑成功还加上了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测，所以，他的结论就不可能客观。

李先生认为，“那个时期厦门每年都有战争”，可惜这并不是事实。从1650年郑成功把厦门作为抗清基地开始，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并去世为止，12年间，一方面，由于清政府当时对郑成功主要采取招降、待降的政策，另一方面，也由于厦门是个海岛，水师力量相对薄弱的清军无能为力，厦门有战事的时间并不多，一共只有3次。分别是：第一次，1651年农历闰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七日间，清军总兵马得功趁郑成功率大军南下广东，偷袭厦门得手，随后被郑成功的叔叔郑鸿逵围困，最后又被郑鸿逵放走。第二次，1655年九月至1656年三月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领满汉官兵数万人准备对厦门、金门发动进攻，最后却在海上被大风打翻许多船只，失败而回。第三次，1660年四月至十月，清军乘郑成功在南京战败，调集数万兵马，由安南将军达素率领，再次对厦门地区发动进攻。五月，清军水师在金、厦海域被郑军打得大败。十月，清军最后撤离。从上述史实来看，这12年间，厦门有战事的年份只有4年，真正有战争或者有战争威胁的时间只有1年4个月。只有在厦门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郑成功才会要求官兵家眷和厦门的老百姓转移到较为安全的金门、浯屿、镇海等地。因此，厦门老百姓真正离乡背井的时间并不会太多。

李先生甚至说，“郑成功担心厦门的老百姓向清朝军队通风报信，做出了‘空岛’的决定”。这句话相当严重，如果郑成功地下有知，一定会认为是对他的诬蔑。郑成功确实在清朝军队威胁厦门时，多次要求官兵的眷属和百姓撤离厦门，避免他们受到清朝军队的祸害，因为他们有过教训。用郑成功的话说，1651年，清军偷袭厦门得手时，“虔刈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以胜计”。[1]为了避免这种悲剧重演，郑成功才在厦门面临重大军事行动之前，要求“并空思明”。[2]他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这些眷属和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着想。正像抗日战争时期，我抗日根据地每遇日本鬼子的“扫荡”，也会要求抗日军民进行“坚壁清野”，这样做，不是我八路军、新四军担心根据地的老百姓会向日本鬼子通风报信，而是为了避免根据地老百姓受到日本鬼子的祸害。这样浅显的道理，李先生应该懂，实在不应该给郑成功加上那种莫须有的罪名。

李先生还给郑成功加上了另外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他说，郑成功进攻南京时，“他担心部队出发后，留在厦门岛上的家属会逃走，导致在前线打仗的兵士也当了逃兵，便规定所有的家属都必须上船，实际上是将家属当作人质”。郑成功在北伐南京时，确实曾下令“传谕官兵搬眷随征”。[3]但是，郑成功决不是为了把官兵眷属当人质才这样做。试想，如果要把这些眷属当作人质，是把他们困在厦门便于看守，还是让他们在迢迢数千里的远征途中便于看守，这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答案的问题。郑成功之所以要让官兵眷属随征，主要是要解决官兵们的后顾之忧和对亲人的思念。据《先王实录》记载，1659年二月，郑成功在浙江磐石卫下令，“官兵远征，不无内顾，携眷偕行，自然乐从。本藩统领大师，北伐丑虏，肃靖中原，以建大业。虑各勋镇将领官兵，永镇之时有为家之念，已经着兵、户官拨赶缯船配载各眷，各令有眷官兵依照派船载来，暂住林门，候令随行”。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时官兵俱各欣悦，惟女眷醉船，颇有怨言”。[4]事实说明，当时官兵们十分拥护这一做法，丝毫也没有自己的眷属当了人质的感觉。倒是眷属们有些怨言，但主要是因为晕船。

通过上面所举的例子，就可以发现，李先生提出的一些对郑成功的“颠覆性的观点”，在史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添加了太多的主观臆测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是无法“颠覆”人们以往对郑成功的评价的，但是，这个事情却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现在，社会上想“颠覆”这个、“颠覆”那个的人太多，有些东西，你要“颠覆”也就罢了，但郑成功是中华民族（特别是厦门）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丰功伟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忠贞不屈的人格、他留在厦门的文物古迹，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维护的。笔者吁请各位有识之士：请不要随意对郑成功进行“颠覆”。实际上，真正美好的东西，你是丑化不了的，更是“颠覆”不了的。

在写了上述的文字之后，笔者在11月24日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厦门日报》。因为笔者希望，《厦门晚报》的文章产生的影响，能够在同样读者群中得到澄清。经过了近1个月的时间，《厦门日报》在2011年12月20日的27版以《请勿随意“颠覆”郑成功》为题，登载了经报纸编辑“斧正”的约700字文章的“精简版”，口气十分的“温和”，很多的论述和观点都被删除了。即便是以这种面目出现，能够刊出已经很不容易了。期间，因没有及时得到文章是否能够刊出的消息，笔者曾经通过“关系”了解文章的命运，并表明如果《厦门日报》明确不能刊出，将改投厦门的其他报纸以求刊出。笔者之所以这么在乎这篇小文章的刊出，是因为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作为一个在厦门生活了数十年并且从事郑成功研究的学者，不能容忍有人给郑成功泼了污水，而没有得到任何的洗刷。这么小小的一篇文章刊出之后，笔者得到了一些读者的支持，有人当面表扬文章写得好（笔者心里苦笑），有人打电话表示同仇敌忾，也有人劝我不要去写这种帮助别人炒作的东西。这些朋友的支持使笔者感到欣慰：真正了解郑成功的人们对他的崇敬是一如既往的。但笔者还是担心，那些不了解郑成功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由“快餐文化”喂食长大的年轻人，会不会受到这种“颠覆”文化的影响。

12月27日，《厦门日报》的35版又发表了李启宇先生的《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答邓孔昭院长》一文，全文大约1100余字。文章认为笔者对他的观点有误解，因此从六个方面进行“澄清”。文中的口气十分“客气”，照理，笔者应当适可而止，不再深究。但一个朋友在电话中的一番义愤又感染了笔者：有人自己在“忽悠”读者，却大言不惭地说别人在神化郑成功、“忽悠”老百姓；自己在利用编辑以及一些读者的历史知识不够，企图把水搅浑，却义正词严地说要“澄清”历史事实，这太可怕了。朋友的提醒，使笔者感到有责任再写一些东西以正视听。特别让笔者感到有再写冲动的是，笔者有两位其他专业的同事居然也被李先生“忽悠”了，完全看不出他的文章有什么问题。笔者知道，在如今“颠覆”、“戏说”、“八卦”盛行的年代，真正历史的真实，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事实也证明，厦门的一些媒体对李先生的观点也更加青睐，不知道是不是在“忽悠”自己。笔者确实感到了一种神圣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人们高喊要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即使难以在拥有更多读者的媒体上发出声音，但笔者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学术领域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趁郑成功收复台湾350周年要召开学术研讨会之机，对李先生的“澄清”进行一些再“澄清”。

1．李先生说：“颠覆‘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与‘颠覆郑成功’是不同的概念”，意即他只想颠覆“郑成功繁荣厦门经济”这种说法，并没有企图颠覆对郑成功的评价。可惜，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前面已经说过，李先生不但认为郑成功没有繁荣厦门的经济，而且，还说郑成功是一个由于害怕老百姓向敌人通风报信，命令岛上所有居民连同军队的家属全部迁出厦门岛，致使厦门百姓背井离乡的人；还是一个担心部属的家属会逃走，可能造成部属当逃兵，便让部属的家属随军，实际上是将部属的家属当作人质的人。这样一种从人格上根本否定郑成功的说法，不是“颠覆郑成功”又是什么！如果郑成功真是这样一个不相信自己的老百姓、不相信自己的部属，甚至对他们如此居心不良的人物，他还能成就那么一番伟大的事业，还有资格成为民族英雄吗？我们的听众和读者，如果听信了李先生对郑成功的评价，就一定会感到，原来从小听到的“民族英雄”竟然是这样一个心理阴暗的人物，那么，对这些听众和读者造成的影响，岂止是对郑成功的颠覆！甚至可能造成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和他们整个世界观的颠覆！

李先生提出了“郑成功有没有繁荣厦门经济”这样一个命题，其实，了解郑成功研究学术史或有些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打个比方，如果有人提出“抗日战争有没有繁荣中同的经济”？这样的命题有意义吗？郑成功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和影响，不是300多年前厦门的经济是否繁荣可以相提并论的，就好像抗战时期中国经济不可能繁荣，但抗战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否定一样。即使郑成功时期厦门的经济没有繁荣，也丝毫不能影响人们对郑成功的评价。事实上，根据笔者的了解，从来就没有学者专门以“郑成功繁荣厦门的经济”为主要观点发表过文章，最多只是在一些论述中，根据中外文的资料，对当时厦门经济作过一些客观的描述。李先生提出这样一个命题，确有唐•吉诃德先生与风车作战和自娱自乐的味道。

李先生还说，“翻遍所有的有关郑成功的资料，似乎找不到当时思明州如何繁荣的具体记载”。笔者的知识和能力有限，加上外文不好，虽然从事郑成功研究数十年，但许多郑成功的资料，还是没有“翻遍”，特别是外文资料甚至没有能力去“翻”。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很快想到了陈忠纯博士去年发表在《台湾研究集刊》的一篇文章。［5］文章介绍了意大利传教士利胜（过去有的中文资料称之为李科罗）与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关系。根据这篇文章介绍，利胜从1655年到1662年住在厦门，并且写有一部自传体的书，书名是《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可以说他是当时厦门景象包括经济状况的见证人。“在利胜的笔下，厦门是一个无以伦比的天然良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聚集了百万人口( over a million souls)，精致的宫殿，来来往往数不清的远洋商船带来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货物”。[6]这个当时生活在厦门的意大利传教士利胜的记载，除了说当时厦门有百万人口有高估之嫌之外，用来说明当时厦门的“经济繁荣”难道还不够吗？

中文资料中也有一些当时厦门经济富庶、繁荣的记载。1651年，清总兵马得功、福建巡抚张学圣、兴泉道黄澍趁郑成功率军南下偷袭厦门，由于破坏了当时清廷对郑成功采取招降待降政策、彼此之间维持相安的局面，后来被清廷追究、审讯。当时刑部的说法是：“劣抚轻贪启衅，大坏封疆”。“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7]这样一个被清方官员所垂涎、并且聚集了大量的“商贾泊洋贩卖货物”的地方，难道还不是“经济繁荣”吗？

2．李先生说，“海路五大商行并不设在厦门”，而且他只根据郑成功叛将黄梧的一个奏疏就说“并无五大商行在厦门之说”。关于郑氏五商，台湾学者南栖先生有过十分深入的研究，他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8]，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郑氏五商最权威的论著。南栖先生引用大量的档案史料并经过严密的考证之后得出：“金、木、水、火、土五行设在杭州，确是山路五商”。“证实仁、义、礼、智、信为海五商，并都设在厦门”。山路五商“设于杭州及其附近各地，收购各地特产运往厦门”。海路五商“设于厦门及其附近各地将大陆物质运贩东西洋”。[9]如果读过南栖先生的文章，李先生大概就不会说“海路五大商行并不设在厦门”，或“并无五大商行在厦门之说”了。

3．李先生说，“郑成功统治厦门期间发生的战争，不是邓院长所说的‘战事不多，一共只有3次’，仅凭个人记忆，清军方面有陈锦部、马得功部、世子王部、金山固厉部、李率泰部等发动的攻剿行动，郑成功方面有攻打海澄、漳浦、长泰、漳州、福州闽安镇等主动出击，还有一次南征、两次北征，平时为征粮征饷发动的攻城掠寨几个月就有一次。这种战乱频仍的局势怎能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厦门晚报》登载的文章中所说，郑成功时期“厦门一带三天两头打仗”、“厦门每年都有战争”，到这里的“郑成功统治厦门期间发生的战争”，李先生巧妙地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郑成功时期，发生在厦门、威胁到厦门安全的战争，换成了这一时期跟郑成功有关的所有的战争。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他发现了自己前面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而想进行一些补救。其实，这也是枉然。

首先，郑成功时期，发生在厦门、威胁到厦门安全的战争，肯定只有笔者前面所说的3次。这3次战事，清军的领军人物分别是总兵马得功、定远大将军济度（俗称世子王）、安南将军达素。至于李先生提到的所谓“陈锦部”、“金山固厉部”、“李率泰部”等对郑军发动的攻剿行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妨在此作一些说明。

陈锦当时任闽浙总督，顺治九年（1652年），因郑成功主动出击攻打海澄、长泰，进逼漳州，陈锦亲自率兵增援漳州。在江东桥、牛蹄山一带被郑军打得大败，七月初七日，在同安灌口驻扎时，被家丁李忠、李进宗等杀死。[10]陈锦这次所谓的攻剿，对厦门的安全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

所谓的“金山固厉部”，其实是“固山金砺部”。“固山”全称为“固山额真”，是八旗兵中的一旗之主，汉语官名称都统。“金砺”是人名，当时为汉军镶红旗的都统。据《先王实录》记载，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报：固山金砺调集水陆官兵船只，欲寇海澄、中左”。[11]清军首先进攻海澄，郑成功亲自到海澄督战。五月初七日凌晨，清军遭郑军埋设的地炮轰击，损失惨重，郑军趁势截击，“擒斩无遗。金固山精锐尽丧，连夜逃回”。[12]金砺的这次行动，还没有来得及对厦门造成威胁，就已失败而回。

所谓的“李率泰部”，李率泰顺治十三年（1656年）任闽浙总督，十五年（1658年）改为福建总督。任职期间，没有单独率清军对厦门发动过进攻，只是曾配合安南将军达素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对厦门采取过军事行动。因此，所谓李率泰部对厦门发动的攻剿行动，其实就是安南将军达素对厦门采取的那次军事行动。

至于李先生提到的郑成功那些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那些外出征粮、征饷的军事行动，更不会对厦门的安全造成威胁从而对厦门的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反而对厦门的经济有好处。因为，主动出击的军事行动可以把征粮、征饷的范围扩大到清军占领的区域，而且还可以从清军和清官府那里得到许多的缴获。这样不但不会增加厦门地区老百姓的负担，而且还可以减轻厦门地区老百姓的负担。

另外，李先生“仅凭个人记忆”就写下了上述有关的文字，笔者看了真是有些吃惊。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手头掌握大量的扎实的资料，并且还需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比对考证，去伪存真。如果对数百年前的事情“仅凭个人记忆”，就去写文章，就想去“颠覆”某些东西，那真是太随意了。

4．李先生说，郑成功“为了备战，强令百姓搬家过海，‘并空思明’。百姓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如果这可以理解成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就无话可说了。但既然承认有‘多次空岛’，没有百姓的岛屿经济能繁荣吗”？由于有些问题在前文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谈郑成功是否“强令”百姓离开厦门以及曾经“空岛”的厦门经济能否繁荣的问题。

根据《先王实录》的记载，郑成功在清军准备攻打厦门时，确曾几次要求官兵的眷属和厦门的民众搬家渡海，以避战火。具体的记载有：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年）九月，“省报：乌金世子统率新到满汉三万到省，扎扰民居养马，并吊本省兵马，一齐窥犯思明州。……本藩传令并空思明州，听居民搬移过海，其将领官兵家眷搬住金门、浯州、镇海等处，听从其便”。[13]十月，“居民并将领家眷俱搬过海，思明并空”。[14]十年三月，“虏世子吊各澳船只，令韩尚亮统领水师船只，欲犯思明……藩又令兵民家眷搬移过海，调遣水陆官兵，棋布待敌”。[15]十四年四月，“报：虏出征兵马备到，船只、器械、舵梢齐集，约期来犯思明。……传令各提督统镇下将领官兵家眷搬往金门，仍委英兵镇陈瑞督辖兵往金门保护家眷，并令余官镇、郑户官帮同照管家眷”。[16]五月，郑成功虽然打败了达素对厦门的进攻，但他判断：“此番达虏来侵，虽被我杀败，其船只所失无几，满虏领先锋者所擒亦不多。伪朝既吊数省兵马船只，动费许多钱粮，……势必凑集，再决胜负。……我师粮费浩繁，岂能坐待其战？□（尔）等各归原汛，就地养兵。又须□□（将领）家眷□移浯州金门，并空思明以待之”。[17]六月，“其思明州将领官兵家眷，一尽移金门、浯州、烈屿等处，居民有搬移过水者，听其自便，不禁”。[18]以上的记载清楚地表明：郑成功让官兵的眷属和厦门的百姓躲避战火时，是“听居民搬移过海，其将领官兵家眷搬住金门、浯屿、镇海等处，听从其便”，“居民有搬移过水者，听其自便，不禁”。这里有丝毫“强令”的意味吗？并且郑成功还要派兵“保护”和“照管”这些官兵的眷属和百姓，如果不是为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又是为了什么？

短暂的“并空”并不会严重影响厦门的经济，最多是商业活动暂时的停顿。由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没有遭受损失，一旦清军对厦门的威胁解除，官兵的眷属和民众就会立即搬回来，原来的各项经济活动就会继续，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经济繁荣”很快就可以恢复。这种历史的真实，绝对不是用“战争一经济的破坏”的公式可以推导出来的。

5．李先生说，“颠覆‘郑成功时期厦门岛出现别处没有的繁荣’。这不是只针对郑成功，清军南下初期的屠杀、迁界等都是那个时期厦门岛无法繁荣的原因。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岛后‘墟其地而返’，造成‘嘉禾断人种’的惨剧，导致厦门的文明史出现断层”。

如果李先生真的只是想“颠覆‘郑成功时期厦门岛出现别处没有的繁荣’”这样一个观点，笔者当然没有兴趣予以置评。但是不同意这样一个论点，犯得着用“颠覆”这样的字眼吗？顶多“商榷”罢了。李先生应该是有更多的想法，才会用上“颠覆”这样的字眼。

如果李先生在《厦门晚报》上阐明的观点不只仅针对郑成功，也像这里一样谈到了“清军南下初期的屠杀、迁界等都是那个时期厦门岛无法繁荣的原因。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岛后‘墟其地而返’，造成‘嘉禾断人种’的惨剧，导致厦门的文明史出现断层”。笔者肯定会部分同意李先生的观点，因为在笔者看来，郑成功的军队驻扎在岛上的时候，厦门的经济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而清军的到来，却给厦门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正像李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一样。可是，明明是清军破坏了厦门经济的繁荣，为什么李先生要把账算到郑成功头上呢？

6．李先生说，“如何理解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郑成功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收复台湾。但郑成功打的是南明小朝廷的旗号。这个小朝廷即便在逃亡之中也干了许多伤天害理、残害百姓的事。忠于南明小朝廷跟爱国主义精神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想‘颠覆’谁，更不会‘随意’对待历史研究。在郑成功时期厦门岛是否繁荣的课题研究中，我只是践行自己认定的历史研究的准则：从史实出发，用资料说话。上述所有的资料都可在厦门大学史学界老前辈校注、郑成功户官杨英所著《先王实录》找到出处。我确实认为不应该神化郑成功。老百姓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神化人物忽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我想，在改革开放的当今年代，应该是允许把郑成功统治厦门时期作为一段历史、把郑成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的”。

李先生终于在这里显示出了他的勇气，尽管他一边还在说着“不想‘颠覆’谁”，但还是说出了“如何理解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郑成功打的是南明小朝廷的旗号。……忠于南明小朝廷跟爱国主义精神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这样的心里话。也就是说，他对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确实有质疑。中国人民之所以把郑成功当作民族英雄，不但因为郑成功拥有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而且还由于他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人们效仿和学习。如今李先生对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这不是想“颠覆”郑成功又是什么！但是，李先生对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的根据却站不住脚，人们并不是因为郑成功仅仅忠于南明或抗清而去肯定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忠于南明和抗清的人很多，甚至有许多像史可法那样惨烈地献出生命的，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今天人们的推崇，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国”有很大的局限性。郑成功和那些仅仅忠于南明小朝廷的抗清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至少包含了以下的要素：（1）移孝作忠，坚持政治立场，与父亲决裂并且拒绝其父多次的劝降，始终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摆在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之上。（2）坚持明朝正朔，对国家始终不渝的忠诚，让历史上一些为自己做“皇帝梦”而搞割据、搞“独立”的枭雄显得渺小。（3）不畏强权，敢于抵御荷兰殖民者的侵略，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4）注意维护国人（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的利益。在每次军事行动前，他都要强调军纪，“严禁奸淫、焚毁、掳掠、宰杀耕牛等项”，并且告诫官兵们说，“劳征苦战十有余年，所为何事？总为报国救民起见”。[19]在他得知马尼拉的华人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侵害、欺侮时，曾下令封锁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当得知西班牙人残杀大批吕宋华人时，他立即决定派兵征讨吕宋，保护华人的利益（因郑成功很快逝世而未能成行）。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学习吗？

最有意思的是，李先生标榜他的研究“只是践行自己认定的历史研究的准则：从史实出发，用资料说话”，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他“上述所有的资料都可在厦门大学史学界老前辈校注、郑成功户官杨英所著《先王实录》找到出处”。读过《先王实录》的人都会知道，在《先王实录》一书中是找不到李先生说的那些可以用来说明当时厦门经济不繁荣、郑成功担心厦门老百姓向清军通风报信而把他们迁出厦门岛、担心官兵眷属逃走而把她们作为人质的资料的。只有经过断章取义、经过曲解、加上许多主观想象，才能得出李先生的那些结论。这就好像那些卖假药的，虽然公开标明了自己的药物成分中含有人参、鹿茸、虫草，实际上却只有一些淀粉甚至可能还加上一些有毒的物质。

李先生说，他“确实认为不应该神化郑成功”。问题是，史学界从来就没有人去“神化郑成功”，即使有人对郑成功的评价太高，不是那么准确，那也只是学者个人掌握尺度的问题。当然，在宝岛台湾确实有很多人都在“神化”郑成功，他们把郑成功尊为“开台圣王”加以崇拜，怀念郑成功收复台湾、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他们愿意这么做，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

李先生说，“老百姓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神化人物忽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和李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笔者认为，现在的老百姓不是“被各式各样的神化人物忽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而是被一些人这也“颠覆”、那也“颠覆”，搞得老百姓什么都无法相信，什么都不敬畏，没有信仰，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道德典范，没有英雄人物，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像郑成功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批判的民族英雄，现在有人却想“颠覆”他。“颠覆”郑成功的目的是肯定达不到的，无非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罢了。相信我们的老百姓在这种“颠覆”下不会“不知所措”，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热爱、崇敬郑成功。

作了上述的回应之后，笔者觉得还有一些话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自由，像李先生这样的一些观点当然有它自由发表的权利，但我们的一些“公益讲座”和媒体却应该承担起它们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李先生贬低郑成功的那些论点最初是在一个“公益讲座”上发表的，据说，这个“公益讲座”还是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里举行的。笔者不知道这个“公益讲座”有没有一定的“准入门槛”，有没有对讲演者的“自律要求”。如果没有对讲演者专业造诣的了解，如果任凭讲演者随意地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像这样随意地歪曲史实、贬低民族英雄，造成一些听众思想认识的混乱，那么，所谓的“公益讲座”就会变成“公害讲座”。

另外，从《厦门晚报》、《厦门日报》热衷为李先生的论点提供平台也使笔者感到有些担心。笔者不会对李先生的论点可以随意在媒体上发表而去“羡慕、嫉妒、恨”，笔者也知道有些媒体喜欢那些能够吸引眼球、“人咬狗”的文章。但是，作为厦门的媒体，除了考虑吸引读者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注意维护厦门宝贵的文化资产、注意维护郑成功这位厦门永远的“荣誉市民”、注意维护爱国主义精神典范的价值。不要看到那些有炒作价值的东西就见猎心喜，而不惜贬低民族英雄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笔者的同事周翔鹤教授说的好：如此对待郑成功，厦门还有多少文化资产可供挥霍！诚如斯言，借此希望引起一些媒体朋友的注意。

（邓孔昭：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释:

[l]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2]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240页。

[3]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4]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186页。

[5]陈忠纯：《论传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2期。

[6]陈忠纯：《论传教士利胜与郑氏集团的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2期。

[7]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8]南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载《台湾银行季刊》第16卷第2期；并载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208页。

[9]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10]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